我们该如何看待我们社会和生活中正发生的种种变化？有人说我们正栖息在一个后工业化的环境中。但那意味着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当工厂劳动从西方许多人的生活中消失之后，我们就有了这样一种文化：我们不再仅仅是工作，我们在表演。我们表演是因为我们被要求这么做。当我们做想做的事，并以此谋生，我们需要变得井井有条。在某时某地，我们总要解决某些事。你准备好了吗？我问你，而且我肯定，你一定已经上好了发条，准备立刻去表演、去做事、去旅行。
我们是谁？这个群组正在扩张。是我们，一群富有创造力的生物，为我们自己发明出了工作的概念，挖掘剥削我们自己的才能，去表现一些小小的艺术和智力奇迹。是我们，通过社交聚集起来的一群人，在社会交流中表演着对话者和促进者和发动者的角色，为别人也为我们自己创造出了集体的空间。当我们在表演的时候，我们不仅创造出了社会纽带，交流与分享的方式，也创作出了概念。由此，我们创造出了我们社会今天赖以存在的价值所在。德意志银行将他们公司的理念归结为一句简单的口号用没有语法的通用英语组成［1］：表现的激情A Passion to Perform （你对某事充满激情，但从来不通过行动去实现。正是语法的妙处。）那么，我们正处在路障的哪一边？今天的路障到底在哪里？我们是先驱，但我们同时也是工作的奴隶。我们伺候着那些消费者。他们消费着由我们生产的交流和交际产品。我们在新开饭店的厨房或是新成立公司的呼叫中心工作，而那里将成长为服务性社会新的市中心。
为了提供我们的服务，我们乐意旅行。移动成为我们表演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到处移动，去西边工作，去北边工作，我们四处移动，为那些呆在办公室里的人整修房子和汽车，还有他们的思想。那么我们对自己和自己的这种生活感受又如何？我们快乐吗？我们在操控吗？我们在自己创造的这些生活中又在经历着怎样的苦与乐？
我不做？
表演力如果还不是一种社会规范，也已经成为了一种需求趋势。如果我们反抗这种社会秩序，那将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反抗表演的需求，又将意味着什么？在这样的前提下，呼吁“反抗”这一概念是否还有用？事实上各种形式的反抗往往自身就是极具戏剧化的表演。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其他更巧妙的非表演形式，比如表现出像斯洛伐克概念派艺术家Julius Koller 所定义的“不作为（anti-happenings）”。
当你被要求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去表演的时候，你可以以一种创新的方式拒绝表演。那么什么才是当代文化中表达不情愿、不服从、不合作、反抗或不结盟的无声却有效的方式呢？
我们能否从艺术和思想上接受这种不表演的形式？或者我们发觉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路障的另一边，和表演者们以及那些想做事，却总被那些表现出行动迟缓、无精打采和不合作的人激怒的人在一起。毕竟，不合作不是所谓的没有创意之人，用单纯阻止的方式，对我们所谓创意之人的社会实施的报复，不是吗？你是否发现你正（或是想）对着在柜台后面那个不合作的办事员尖叫：“我没时间做这个”——却发觉他有时间，他用一生的时间来阻止其他人把事情办成？
这些人竭尽全力来防止社会变动。他们创造出新的巧妙方式来阻止那些想改革的人。他们是敌人吗？或者当你想聚集起防御力量抵抗强制表演力文化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是你最强大的同盟？
但是是否一定需要别人的力量来阻止你自己进行表演？你在什么时候，会以何种方式来放弃对表演的需求？究竟什么会让你最终说出那个神奇的词：“我不做”？是否只有真正的崩溃才能让你停止？“我不做”这个词是否就已经暗示了你承认崩溃，无法表演？如果你的身体无法用肢体上的阻碍来证明你的无能，你的无法表演就不能成立？我们该如何对“我不做”的回答重塑尊敬？我们在艺术和音乐之中，找到了何种“我不做”的生活和表演方式？难道那不是诸如朋克等一类事物的意义所在吗？用否认自我（音乐）能力的方式来接受你的无能？
用让所有人失望的方式来超越要求？当性手枪（Sex Pistols），英国最有影响的朋克摇滚乐队，在他们最后的几场演出中，当一切都差不多大势已去，乐队成员即将各奔东西的时候，乐队主唱Johnny Rotten转向观众并问到：“你有没有觉得被骗了？”这个问题是否可以用来解释今天？如果可以，又怎么解释？这就是直截了当地用“我不做”的方式来直面人们。
但也许还有其他的方式把“我不做”变成艺术的一部分，那种艺术和诗歌中常用的方式。比如创造一个时刻，在那里意义是潜隐（latent）的。承认意义潜隐与强制表演力的逻辑核心相冲突，因为“潜隐”就意味着把事情留着不说、不做、不揭露。潜隐是在抑制实际性，然后在你表演的过程中耗尽你所有的可能性。我必须重新审视，并学习去重新体验潜隐的美。
时机是什么？
表演说到底就是时机正对。一个喜剧演员如果时机把握的不好就产生不了喜剧的效果，音乐家也会变得无用。我们常被告知职业生涯的机遇就是在一个合适的时刻在一个合适的岗位上。寻找一个爱人也同样如此。有没有合适恋爱的正确时间？那些超时工作，精疲力竭的夫妻们常被建议在他们之间保留“有质量的时间”，来防止他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乏善可陈。到底什么才是有质量的时间？“现在说话合适吗？”你常常可以在接起手机的那一刻听到人们这么问。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合适交谈的时候？我们生活和工作在基于“即时产品”概念的经济体制中，而“即时”的概念意味着事情在下一秒钟就要被做好，紧急成为常态。“我可没功夫和你耗！” 当你没能准时，或是让他等待的时候，即时的生产者们会这样冲你吼道。
为了与即时生产同步，你必须时刻准备好去表演。“你准备好了吗？”这个回答必须是肯定的。“当然！”“准备好了。”“从未像此刻准备充分。”“时刻准备着。”“一切待命。”色情是纯粹的表演。性无能可没门儿。 “上床去开始干吧。” 就是把一切事情做好的公式。Frances Stark最近和我聊表演的文化时向我引用了这句。她从亨利·米勒［2］的作品里读到这句话，并把它放到她的拼图作品中。
当时间中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当时间与时间之间失去了衔接？我们难道不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正削尖了脑袋要进入一个去物质化劳动力和虚拟资本的科学幻想经济。与此同时，它们也通过外包的方式把发展中国家拉回了几个世纪之久，因为这种外包实际上把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工作环境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身上。有时这种时间的断层都不用几个世纪，而只有几年。像一些东欧的国家（如波兰）正努力快速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但他们还是不够快。来自这些国家移民及时地填补了这一空隙。他们走在了前面，到西边和北边发展最快的城市去工作。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面临着所有通过时间机器旅行的人所要面对的风险，那就是，他们无法感触他们离开时所逝去的时间。他们能否再回到自己的时间里生活或是学习在另一个国家的另一个时间里生活？你可以生活在几个时区里？谁来根据别人取得进步的速度来设定时钟和自己的奏？ Mano Chao在歌中唱道：“华盛顿现在是何时？”此时此刻，这是个很重要的政治问题。
我做
然而，承认“我不做”就意味着否认了“我做”了吗？我们为什么想要那样做？毕竟，艺术、写作和自由表演所带来的乐趣，都是因为实现了你能做的。在创意表演的娱悦时刻，那种创造力带来的控制力让你的身体为之振奋。而“我做”的状态生活，带来的远不仅仅只是兴奋那么简单。面对你自己的潜能，如果还谈不上是一种责任的话，也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一个挑战。Giorgio Agamben用这种方式来阐述“我做”带来的喜悦和惶恐。他引用了俄罗斯诗人Anna Akhmatova对于她自己如何成为一名作家的叙述。1930年，Anna Akhmatova站在列宁格勒监狱的外面，她的儿子正作为一名政治犯在那里服刑。另一个女人的儿子也是里面的囚犯。他问她：“你能写一写这里的故事吗？”她发觉她无法说不。事实上她可以做，而且在那时那刻，她感觉她有这个力量而且欠着这个情。
今天，感受创意表演的核心，使对这种力量和亏欠之情之间联系的真正理解变得非常重要。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在表演的时候会感觉是因为欠着别人一份情？在什么情况下，正是这种亏欠之情促使我们进行表演？能否基于这种理解发展出不同形式表演的道德准则？即承认是因为对别人的亏欠，而不是为了提高表演的效率就忙乱地否决它。我们该如何进行不同的表演？自由的表演？帕索尼里（Passolini）［3］在他的电影《定理》Teorema中就描述了失控的表演主义：一个工厂厂主把他的工厂交给了工人，他工作的使命就此结束。在工厂主的别墅里来个一个年轻人，他除了是个大众情人外一无是处。他和这个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上过床，然后便悄然离去。没有工作的压力，又在爱中得到释放，这个家庭中所有的人都开始表演：工厂主的儿子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成了一个画家；工厂主的女儿变得神情呆滞，也不再说话；母亲在街上游荡，和陌生人上床。家里的女佣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而成了一个圣人，去帮助和治疗的生病的孩子。工厂主自己在火车站脱去衣衫走向近处的一座火山。所有这些人的表演都没有被评论，它们都有相同的价值，就像它们有同样的可能性。这些表演彼此之间没有关联，各自的可能性即不能消灭也不能增加其它的可能性。
帕索尼里就此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工作本身的结束与开始，创造了自由表演激烈的共存场面。这些自由的表演都不是因为某种必要性而强迫产生的。我们该如何创造，并在这样一个没有约束的表演的状态下生存？
谁在乎？
承认这种对别人的亏欠而进行表演，同时也意味着承认“在乎”的重要性。你表演是因为你在乎。当你在乎某些人或某些事的时候，这种在乎之情便促使你去表演，因为你觉得你必须去。当你真的在乎，你又怎么可能不行动？
在最近与Annika Eriksson的对话中，她总结道：“作为一个母亲，当你的孩子需要你的时候，没有什么‘不能’的回答。 你不得不采取行动、做出反馈。你会发觉即使你不能，你也会去做。”看似自相矛盾，但“我在乎”可以引出“我做”，同样也可以彻底消灭它。因为当你在乎自己或别人的时候，这种责任感事实上会促使你拒绝在别的场合下，为别人去表演或工作。当照顾你朋友、家庭、孩子或爱人的需要，介入你自己和表演的要求之中，承认“我不做”就成为表现“你在乎”的唯一合理的方式。同样的，承认你已经竭尽全力并需要照顾你自己，也可以成为你拒绝表演，说“我不做”的理由。所以“我在乎”可以同时产生“我做”和“我不做”。“我在乎”其实是一个关乎（自己和别人）幸福感的问题。在福利社会解体的历史性时刻，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在与Jimmy Durham的交谈中，他引用了他在意大利时碰到的两个人的话：“我们被解放了。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更好的生活。”也许这才是个问题：我们该如何通过平衡自由与“我做”和“我不做”的需求，来处理照顾自己和他人生活的潜力？同时，这种方式会使对创意和交际表演的其它道德标准和态度成为可能？
【编辑：刘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