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作品：蒙娜丽莎
当我问王宁德：“你觉得你看到的翻拍照片和原作之间在图像意义上有什么不同？”他很狡猾地回答：“我知道你是一个功夫特别深的人，你所说的肯定就是我想说的。这个问题你肯定回答得比我好。”我决定不上他的当。我所感兴趣的是，其实被摄影家王宁德本人提取的这一关于摄影萌芽的记忆，其实也是许多人的记忆。比如我立刻想起小时候看过很多漂亮的挂历，都是印制着西方名画的。由此王宁德建议我今后也应当将摄影经历从学龄前算起。摄影是一种表达，同时它又可以作为另一种表达的载体，而在四处传播的过程中，这个载体也成为了这种表达的一部分。至于这一部分，是让原来的表达更真实还是更虚假，这个问题，从摄影术诞生之时到现在，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了。
王宁德在80年代初的一本杂志的封底上看到“蒙娜丽莎”，它使王宁德知道：原来画画，可以画得像照片一样——看起来和真的一样！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油画这种超级写实的功能，而10年的记者生涯却让他认识到摄影是最会撒谎的。在现在的王宁德看来，摄影就是一种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这也是他成功的原因所在。
最佳新闻奖
1972年出生于辽宁省宽甸县，1995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现在北京生活和工作。2006年于北京帝门艺术中心展出《灵魂的疆域之外》，同年于伦敦红庐基金会展出《王宁德作品展》，于纽约Goedhuis画廊展出《Some days》。2007年于旧金山SF CAMERRAWORK展出王宁德作品展。
说真的，我差不多已经有5年时间没有怎么从摄影里来阅读图像了，你这么一说，我只能陷入到深深的回忆之中了。当然，我得想想我怎么能说得比别人更精彩点儿。别人说的都是出名的经典大师，我要说的是一个我根本不知道名字的摄影师。
我是1972年出生的，应该是在1980年代初吧，也就是我还是学龄前儿童的时候。一个下午，我在姥姥家百无聊赖，忽然发现墙角堆着一摞杂志。应该是一本《辽宁青年》，封底上印着一张“蒙娜丽莎”。那时候因为文革结束不久，许多世界名画呀、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被大量印刷出版，我感觉这个方面的松动比其他所有意识形态都来得早。
就是这张翻拍的油画，这张“照片”，引发了我对摄影的浓厚兴趣，在我幼小的心灵播下了艺术的种子，引导我走到了今天。
为什么是这样一张“照片”呢？因为它与我以前看到的所有图像都不同，它把另外一种图像带到了我的眼前。此前，我看到都是宣传画、小人书、以及很少的舞台剧照式的照片，比如《红灯记》。此外还有国画。这些东西，都比不上“蒙娜丽莎”，因为它使我知道：原来画画，可以画得像照片一样——看起来和真的一样！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油画这种超级写实的功能。当然，在摄影术诞生之后，就把绘画给解放了——这么枯燥无聊的任务从此就让摄影给承担了。但当时我是很惊讶的！你看，我把一幅画看成了一张照片，但又从这张照片中对绘画产生了强烈的爱好，现在，我又做的是摄影。
10年摄影记者生涯：摄影只是复制眼前的图像，它是最会撒谎的
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很坚定地要学画画了。我家是在一个小县城里，当时看不到太多美术方面的资料。我的叔叔是邻县工艺厂的厂长，从他那儿我又陆续看到很多画册。你看，和“蒙娜丽莎”差不多，也是一些翻拍后的印刷品。当然，从这些照片上是看不到原作那些细腻的笔触的，咱们的美术普及教育有时候真的没有意义，西方人会带孩子去美术馆看原作，而我们是看“照片”。
高中毕业我就去考美院，我报的是师范系和油画系。结果我考完了没事干，和我同去的两个哥们儿就说：“你闲着也是闲着，不如陪我们去考试吧。”他们还非常慷慨地帮我交了10块钱的报名费——就这样，我走进了鲁美摄影系的考场。考场上又发挥得特别好，这样我就成了摄影专业的学生了。
大学期间我喜欢一个叫《现代摄影》的杂志，我带着一些作品到了深圳,给李媚看，她不以为然。我便发奋图强，那时候也是荷尔蒙高，想着做不成战地摄影师那也得找点儿刺激的，就钻进了戒毒所拍了十几天。那还是94年，多超前啊，报道出来当然火了。我就是为写文字痛苦了好几天，主要是考虑如何让人文关怀的旗帜飘扬得更高一点儿。
毕业后等我到了那儿，发现她已经变成了《焦点》。由此我开始了一个媒体摄影记者的生涯，开始了一段被媒体摧残的历程。
那时候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好照片。我问李媚这个问题。她说：“能上封面的照片就是好照片。”因为这样一句话，我对一个叫杜斌的司机恨了很久。因为当时我们要做一个关于广州火车站治安情况的专题，结果，我作为摄影记者没有拍到封面，而他拍到了。当然，我承认他的确比我拍得好。我没拍好，就是因为想法太多了。
10年的媒体摄影生涯，我后来用一个作品总结了，就叫《最佳新闻奖》。多少新闻摄影记者一辈子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瞬间，我在PHOTOSHOP里一下子就搞定了。而且我也预见到它的精彩，直接就给颁了“最佳新闻奖”。
新闻摄影总在讲“真实性”，但我以为：摄影从来就不是纪录真实，也不是在复制眼前的现实，它只是在复制眼前的图像。摄影是最会撒谎的，最善于制造梦幻的。最后我离开了媒体，就是因为忍受不了这种“假真实”。
我可以控制摄影，但摄影控制不了我
在我看来，摄影就是一种语言。这句话现在很多人说，但我是最早一个这么说的。所以，我和摄影的关系，就像我和汉语的关系一样。
我们学习掌握一门语言，是为了聊天、说话、表达。就像我们现在的谈话，不是为了证明我们都会汉语，而是因为我们在交流。当然，你为了表达自如，肯定是要将语言本身学好的。在摄影上，我是下了功夫的，我掌握得很好。鲁美的老师当年对我说：你喜欢画画不喜欢摄影不要紧，因为摄影也是一种工具，对你画画也有帮助。
其实，我一直觉得摄影是一个特别没有意思、特别没有魅力的东西。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一谈起照片就特激动。摄影就是照相嘛，只不过后来人为地给它加上了很多东西。
现在，人人都在说读图时代什么的，搞得摄影特别热，前几天我喝酒的时候就说：“这事实上是对摄影的一种歧视！”因为凡是被高度强调的东西，其实它都是个弱势群体。比如说高喊女权主义吧，那就是因为女性受歧视了。
我觉得摄影就是摄影，就应该让它平平淡淡地回归到一种艺术类别里去，就像我做摄影、也做装置，还有绘画，这些都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它们都一样。主要还是看通过这些你想表达什么。
我最初做摄影就全当摇滚乐，要的是那种青春热血的偏执狂，我觉得那应该很刺激吧。因为也看了很多像卡帕那种战地摄影。但我现在对摄影，是一种理性的热情，我觉得这样的“婚姻”是最长久的。
其实，我在摄影上取得的成功，可以说正来自于我对摄影的轻蔑。我就是在利用摄影，而且，我把它玩得很好。我可以控制摄影，但摄影控制不了我。我在用这种方式说话，我很深入地研究了它的性格；它比其它艺术门类给了我更多的滋养。但是，我真的觉得它没太大的意思。
真的，我对摄影真的没有什么感情，也谈不上什么尊重。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让人去“尊重”的东西。怎么能对一门技术尊重呢？但我尊重摄影师。我尊重人。我觉得文化的珍贵在于人的大脑之中。如果这个人没什么意思，那么他做什么都会没意思。
如果大家更喜欢自称“艺术家”，那我愿意在这个时候自称“摄影家”
我现在的这种创作开始于1999年，构思更早，从1997、1998年就开始了。现在我的作品隔三差五地卖，我靠这个生活。反正我是绩优股，总是见涨。
有人觉得我在当代艺术方向是走得很早的，那是因为现在这个热火了，所以觉得我像个“先知先觉”的。其实，我做这些就是为了表达我自己，为了我的内心。刚开始的时候，谁承认啊？但我自己喜欢，就坚持了。即使现在这个仍然不被认可，我也会坚持。我觉得艺术还是要有真情实感，艺术不是一种策略，不是超市卖货。艺术是生活。
如果说现在大家更喜欢说自己是“艺术家”，那我愿意在这个时候说自己是“摄影家”。因为还是摄影培养了我锐利的眼光，根在这儿。就好像那唱民歌的怎么唱他也不冒充不了帕瓦罗蒂，（笑），但他们不知道，帕瓦罗蒂也唱民歌。
自拍像
是有那么一些人总是想“当代”起来，这么多年，我真的很同情他们。都没有那样的“设备”，怎么能生产出那样的产品呢？
我的作品里，加入的东西，装置等，都是觉得摄影本身表达得还不够，于是我就用别的手段来充实它。我的作品的一条主线是：时间和记忆。
[在王宁德题为《隔海相望》的关于记忆的的演讲（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信息中心，2007年4月14日）中，有一个听众现场提问：
“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才从您的演讲中引发的一个问题，关于记忆和你的作品，你如何把它们联系起来？”
王宁德：我想举一个农业技术上的重大突破的例子，有一种叫做“间种”的方法，大概是在梨树下面种花，花的叶子可以养鸭，鸭粪又可以养梨树这样的一个循环。也许就是在制作作品的过程里产生了一些养料，催生了下面的植物。所以我实在不能够说刚才探讨的问题跟我作为艺术家之间有什么联系，我只是试图做一件事情，想搞清楚个体的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我觉得需要有人努力致力于这个方向的研究，这样的话，很多记忆和很多感受才不会丢失。]
我去年就搬到北京来了，不是别的，就是为了看展览。你看，我要不是住这儿，专门为看一场展览跑一趟那得花多少钱呀？我现在多方便，就在798边儿上，看个展览车都不用熄火，太值啦！我什么展览都看，有些不喜欢的也看，哈哈，怎么还有人会这样做呢？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是想什么的人都有。
【编辑：刘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