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我们做这个和媒体的对话，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我在成都这么些年来，有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我们成都的媒体对当代艺术的关心程度、投入程度可能超过所有城市。今天成都当代艺术的状况，实际上跟媒体的热情投入有很大关系。所以想把这次展览的一些情况给各位媒体朋友作一些介绍，同时，我们今天邀请来了北京的批评家，成都市委的批评家和成都批评家。他们分别是贾方周、杨卫、殷双喜、洪峰、邹跃进、刘骁纯、陈默、张颖川以及成都画院院长朱晨等。他们都是活跃在一线的批评家、策展人，在当代艺术圈里很著名也很有资历，同时担当着教授、主编、艺术总监等职位。
关于成都这个城市，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成都艺术缘分》。成都艺术同重庆的关系比较密切，重庆原来隶属四川，但是成都在80年代末期时就开始当代艺术，比较早的就是我们在座的艺术家们。相继的策划过很多展览。90年代以后，成都逐渐开始成为一个当代艺术重镇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艺术家特别是艺术家和批评家结合起来在成都做了方方面面的活动，比如戴光郁策划、很多艺术家参与的行为艺术。他做过很多展览很多活动，有的就在成都街头。这对改变和形成一个城市艺术文化的氛围和社会舆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还有很多其他重大展览在成都举行过，比如93年我们在座的一些批评家都有参与过的活动，当时我们邀请了9个媒体，写了9篇文章。当时还正在播《亡命天涯》，我在车上看了十几遍，印象非常深刻。后来除了青年艺术家以外，还有一股推动力量很值一提，那便是陈家刚。后来还有邓鸿的双年展和现在的很多画廊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也值得一提：原来以前成都实际上没有美术学院，后来川大，川师，川音，教育学院和交大都有了。这五个美术教育基地的形成，为成都不断输送新鲜的艺术力量，并形成了几个艺术家的工作聚居地，比如蓝顶。后来也吸引了很多艺术家，比如何风先生正是从美国回来的。成都今天的展馆也越来越多。若要和重庆比较，成都的美术馆远远超过重庆，它们对城市的推动非常大。而谈到媒体对成都的投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记得曾经四川美术馆举办过的一次展览。因为当时的意识和现在不一样，开放程度也不一样，当时有关方面要求不报道这个展览，但是成都晚报非常聪明，他们没有通知，但还是把这个报道了。成都媒体对艺术文化有一种投入，这种投入非常主动，这个比重庆强。
成都市民对当下这种东西的兴趣，我们可以从其对体育彩票，餐饮的兴趣中看到。他们也参与了很多行为艺术而且在旁做解释。还有成都的气侯和它的休闲条件，包括领导对文化的尊重，这跟其他城市不太一样。这些都直接促成成都90年代以来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城市。当然，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北京、上海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城市。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深入思考成都怎样能继续在当代艺术的市场中成为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不断产生新的艺术家和作品。所以通过这个展览，通过我们媒体的传播，还有在座对城市生活和当代艺术的关系的理解，我想我们都非常希望成都能够在当代艺术中起到他的作用。中国很大，相当于欧洲的好多个国家，而且不同地区都有各自的不同特点。中国当代艺术不只是单纯的国家形态的东西，同时可能带有很强的区域性的互动关系。所以我们在这开这个座谈会，大家可随意轻松的交流，各位媒体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记者：大家好，我是从美院过来的。我想请问一下您对今天成都的油画状况如何评价？
王林：很用功。整个西南地区的当代艺术在全国影响都是很大的，是一个独立板块，存在很有力量地批评群体，很有实力的艺术家，他们无论是在学术还是市场，都很有影响。他们属于这个地域这个城市，但是他们的艺术所反应出来的水准和状况却具有全国性，而不像有一些地区，艺术在过分地域化。成都艺术家的眼界比较开阔，始终在中国当代艺术这样的背景下创作。从老一代到年轻艺术家，在不断涌现。所以成都、重庆以及西南地区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都做出了出色成绩，比如何多苓。他的作品《回家》很优秀，在全国影响都很大。
记者：您好，我看过这样一个观点，是针对成都蓝顶艺术家来说，他们晚上生活在都市，白天却在蓝顶创作，创作过程本身和这种城市生活应该是没有太大关系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林：你这个问题其实是关于艺术家的创作与城市的关系，当代艺术和城市的关系。其实蓝底离城里很近，在这里工作很方便，因为因为画家需要大的空间，而在城里找到大工作室是不太可能的。90年代以后，艺术明显转型到对都市的一个呈现，比如都市形象、文化、精神状态、心灵需求和视觉经验。在艺术家的作品里有很多这种表达和反应，我反而觉得这种来回，每天都在穿越这个城市会得到很多信息甚至气味，然后这些东西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你，如果没有这种穿越这种来回，那肯定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蓝底艺术家的创作跟城市关系非常大。
记者：你好，我是收藏频道的记者。我想请问，现在的油画市场走向很热，但是拍卖市场价格方面像深圳广州成都明显比北京要低一些，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为什么北京拍卖价格这么高？
嘉宾：这个要看是谁的画，比如周春芽，同样大的画，在成都和北京的价格不一样。这要看是什么人，该多大的块。总的来说，香港比北京又高一大截，这同拍卖对象，参与竞标对象都有关系。也牵涉到对当代艺术的理解能力不一样。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世界上比较靠前，但是对艺术品的看法、态度和想法还在过程中，有的是投资，也有个别是洗钱，情况都不同。另外还有拍卖公司的大小，客户的品质能力因素。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地区差异。
记者：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成都的油画家最好的选择是到北京拍卖而不是留在成都？
嘉宾：成都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价格都会有一个心理价值，他觉得我拍十万就很满意了，就用不着再跟别人竞争几百万上千万，心态自然就放松了。艺术家对这个的态度，还是在艺术上，所以仅仅价格论英雄论高低是不合理的。
拍卖、价格和很多运作有许多的偶然性，它们并不代表对艺术有一个对应的关系。成熟的艺术市场艺术家的层次和价格是很鲜明的，比方在美国6万美元以下的画基本都是商品画，好的艺术品从6万美元往上算很正常。消费是这样的，6万美元是什么概念？一个中小学老师的年薪。这等于用一个中小学老师的年薪买一幅画。艺术家选择在哪里拍卖，对拍卖结果怎么看，是他个人的事情。我觉得艺术市场一定是按市场去走，走一个自然的路线，所以在北京我们也感觉到媒体在这方面起了双重作用。第一个他强调艺术有价值，然后宣传。老百姓对这个很感兴趣，买一张画值那么多钱。中央电视台搞《鉴宝》，我们都知道主持人是在那背东西，特别僵硬。所有人看了节目以后，都回家翻箱子，到老家找东西。别人都收藏艺术，《鉴宝》卖了，这个很奇怪，把这个对应艺术，会使人忽略了艺术的法而只是关心价值。有时候媒体会觉得，拍一千万是大事，拍一百万就不用报了，因为不算什么。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自然化一个过程，不用非把这个东西看得怎么样。
陈默：你刚才提的问题，我还想说两句。最近我在我的博客发了一篇文章，是四川画报一个采访，标题叫“我们有多少资本玩艺术？我们会玩吗？”里面就谈到了我们记者很关心的，为什么成都这边拍卖和北京那么大差异，我总结了几条。我查了一下历史，咱们四川历史实际上很短，到明末清初这个历史就被割断了，当时康熙皇帝紧张万分。这段历史长达几百年，不容忽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成都的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因为他没有个人的概念，这是好的，但是他同时实现了文化的稳定性，特别是投资理念的问题上，辐射到西南地区。成都送仙桥百分之百都是假货，但是大家都在玩，这些东西为什么他玩得起？原因之一就是它是假的，可以降价20万，而打的口号是三年不开张，一开张就吃三年，这种东西不进行根本转变，不去清理的话，会很难发展，包括文化的卖弄上。
还有一点，刚才说的拍卖为什么往北京走？这个很简单，拍卖肯定找品质好的大拍卖公司，越是大拍卖公司越会注意自己的拍卖形象，他不愿意接受有瑕疵的作品，甚至要远远强于地方的小拍卖公司。这也是为什么北京十大拍卖公司现在把中国拍卖总的成交额占到了一多半，仅仅一年的拍卖量就超过所有拍卖公司的总量。这也是为什么在投资时，有好东西也不愿意在成都拍，肯定去要找大的公司，这些拍卖公司的信誉度和影响度是很高的。还有就是买画买艺术品的投资者，愿找大拍卖公司，因为他担心买到假的，肯定愿意用哪怕高一点的价格，但是能买到好的东西，真正的好东西。
从这两方面来看，这也是为什么艺术家也往北京流动，资本往北京流动，市场也倾向于北京，就不奇怪了。在中国特定的时机下，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现在又是文化中心，也正在搞经济中心，这是和机制体系有关系的，不像美国，纽约和华盛顿政治和经济中心是分开的。在中国因为这种政治的集中，可能让人养成一种习惯，往那边集中，所以围绕这个话题，我觉得成都有一流的艺术资源，但是收藏是三流四流甚至是末流的，这让人非常生气，也令人困惑，情况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事情真的应该问为什么，成都这么多大企业和老总，我也去过一些企业家的家里，挂的就是几百块钱的假画，几个破罐子，就认为自己很有品位了。而在江浙地区，他们就会很正常地，我有一块钱，就拿五毛钱买艺术品。所以这就是差距。
嘉宾：我回忆了一下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过程，我们几个重要学术展览资金都是从成都过来的，比如92年广州的那个双年展就是成都的，美术批评家也来自四川，还有后来成都双年展，包括陈家刚的美术馆。也就是说中国当代艺术的很多重要资金都是成都投过来的，但是结果都不太好，举个形象的比喻是：吃了螃蟹，等于舍身成义但不能叫成仁。当时有20幅作品一个人出了40万，然后给了他以后撑不住了，就说谁出60万，这20多张画就都都给他。有人说我给35万，先拿走15张，结果拿走15张的人，前些年拿出其中一张就卖出200多万。也就是说撑不住立刻倒手就把钱赚回来了，哪个投资有这样长远的回报呢？所以成都这边是不缺钱的。改革开放第一代对艺术的投资者比如陈家钢，是令人尊敬的失败者，但我觉得虽败尤荣。我们搞评论，就是让他们拿钱来投资。有时候开玩笑说，王林是老板杀手，说服一个老板来投资当代艺术。结果艺术做成功了，老板却牺牲了。记得我90年代在美术杂志做记者时来成都调查访问有一个朋友，我现在跟他已经18年没有见面了。他当时放下工作，在自由市场摆摊卖自己的作品，他说他是唯一一个卖原创作品的人，其他人都是临摹的。那是最早的艺术自由市场，什么都有，都可以临摹。清明上河图有七八个版本，最贵的七百多块钱一张，在当时七百多块钱是天价，所以成都绝对有消费和收藏的基础，体现在其生活节奏和对文化的积蓄上。
北京那个大的拍卖行价格很高，是因为北京有很多行家包括操作者，所以很火爆，在拍卖场上互相叫价，把价格叫得比较高。成都规模相对小，拍卖和收藏资源不一样，所以价格不一样。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艺术应该让民间来收藏。我们今天的市场价格，严格地说，同我们很多人的收入是相去甚远的。差别太大，所以操作成本很高，比如一个教授的月工资为5000元，想买一件价高一点的作品都很难。俄罗斯的情况不一样，有些画家也很有名，但价格并不是很高，所以能够收藏到民间。
我们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海外资金的带动和中国富豪的投入，把价格炒成天价。老实说价格太高并不是好事情，所以我觉得成都应该发展自己的拍卖市场，让成都有人来收藏作品。我们应该去推动收藏，即使价格不是很高，但只要是很真实的收藏，不用操作性收藏，不用操作性拍卖，就行了。我们的的画由家乡的乡亲父老收藏有什么不好？已经有很多作品流到海外去了。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回顾展，基本上大部分的画都要去借。中国市场本来就有很多不健康的东西，所以我想媒体也好，我们批评家也好，艺术家也好，对不健康的东西，都要有所警惕，一定要去捧这个场。
嘉宾：我很认可刚才王林说的，确实我们国内的艺术市场有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港台和海外资金介入的才被抬得比较高。我也同意王林对我们本土和成都艺术市场的看法。成都艺术市场是非常本土化的，其实在民国的时候，全国抗战时期的最大书画市场就在成都。这个时候张大千的画就在成都卖，而且大家都买得起，然而现在本土的很多人却买不起我们大师的画。八、九十年代很多海外的资本介入，导致本身货币差价也抬得很高，这个因素也鼓励我们本土投资意识进来，我想慢慢进行一定的调整可能会好一些。
王林：当时我觉得作为一个官方文化机构希望做一个当代的画展，是一件好事。首先，由于媒体的活动，成都在当代艺术领域已经很有影响力，现在政府文化部门愿意支持和投入，不管他们把他当文化产业也好还是其他，他在支持和投入就是在推动当代艺术，这其实非常重要，比如文化局出资出场地来举办这个展览。而当代艺术也可以借助各种各样的资源来做，所以这个展览实际上有他特别的角度，而这个力量的加入其实对成都当代艺术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特别是我们成都有很多艺术家去北京、上海，如果一个地区的艺术力量过于流失，那么这个地区的文化肯定要受一定影响，因为文化艺术的根本问题还是人才是艺术家，所以现在政府有心投入这个事情，就能使这个城市保持当代艺术的活力，同时我们还要有心培养年轻艺术家，所以我做这个展览也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
记者：这个画好象不是最新作品？
嘉宾：确实有部分艺术家的部分作品是这样。因为他们手里没有作品，有的是上午刚刚落笔，作品的材料还没干呢。作为文化局做这样一个展览，就是希望新的艺术家参加，尽管我们手里没有新作品，甚至有一些旧的作品参加，但是作为政治行为希望这些艺术家参加。作为策展人，我尽量争取一些新的作品来参展，这是纯粹公益性的展览，为让市民来参观，没有任何商业的操作。展览结束，这些作品便退回给艺术家。
记者：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同官方的合作？
王林：我觉得不管是谁－官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还是暴发户来来支持当代艺术，只要拿钱出来，我们就都应该给他活动，但这只是一个立场和策略问题，而当代艺术对主流是有期盼性的，但是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话题。
记者：谢谢王老师。
【编辑：刘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