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明杰,美国William Paterson大学艺术系教授，著名美籍华人艺术家。
付晓东：请问您是如何到美国去的？能讲一下你去美国读书的经过吗？
费明杰：这是一个六十年代留学生的很苦的故事。我父母是艺术家，当年香港是个殖民地，年轻人没有什么出路，只能帮英国人打工，做艺术差不多没什么事情可以干。我中学时拿到了出国的奖学金，这是一个奇迹。当年美金的比例很极端，但是去的力量很强，我一定要去，吃苦我不怕，不知道不怕的是什么，只是知道不怕。
去了之后，念工业和广告设计。在广告公司实习的一年，我就知道我不要做这件事情，我自己一天到晚想做雕塑。于是又找奖学金，我找到中部念雕塑，定了终生。中部学校教了我建筑和空间的处理，学了很多机器和所有这些现代的设备。我又拿到了加州大学硕士的奖学金。那时候我25岁，第一次回香港，父亲和朋友欢迎我，开了展览会，赚了钱，就有了一张环游世界的飞机票。
60—70年代是美国最要紧的十年，整个的大背景就是嬉皮士，中产阶级要做穷人，脱离原来的生活。毕业后，我去最早到美国来念书的母校任教。每次到纽约，就感觉要看的东西都在那边，展览看不够，在中部就很少。一个学期会去纽约两、三次，开始心动，要向纽约近一点，开始省钱，三年的时候我离开那份工作。那就是个最大的赌注，去了纽约之后就没有离开。
付：纽约作为世界当代艺术中心，同时也是一个残酷激烈的竞技场，到纽约之后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呢？
费：那个时候新写实、极简艺术出来。大家开始去纽约的时候，时间条件都没有到，有一批是一冲就冲到纽约。人到了，但旁边没有东西把你扶起来，生活就来找你。我用我省的那笔钱作为一个开始，但马上生活就找到你了，你还是要吃饭，交房租，生存，创作啊。我有很多工具带去没有办法用。
那个时候，SOHO区刚刚开始，只需要一比费用，就可以定一个空间下来，现在成了最贵的地区之一。艾未未、陈丹青、张洪图、陈逸飞是第一代，他们有机会出来，选择纽约，有办法呆下来。但是没有第二批这么红，就是徐冰、谷文达，再后一点是蔡国强。机会不同，这就是中国热，有画商出面，把这个作为一个案子，给顾客看。他们要，我也要一个，每个人去买一张，不贵，可以玩，还有旁边很多人在讲故事，这样就弄起来，潮流一般是十年。美国永远都在变，很活，感情比较短，欧洲的感情比较长。除非你的东西真有其他的力量，你自己要有一个市场才稳定，不然人家把手一放，就完了。
付：前不久还看到《FLASH ART》在做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专题。
费：所有这些杂志都是靠广告，是商人来支持。美国杂志在早期6、70年代的时候，看他的封面和封底那页广告是谁买的，看他卖了多长，如果每一期都是这两家画廊的话，那他一定是后台。那么画廊本身也需要后台，需要两、三个大顾客，他们就能站得起。画廊十年就差不多了，二十年就是老画廊。现在有的二十几岁就开画廊，但是他能拉得多长呢？
付：在商业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影响着艺术的今天，对画廊与画家的关系你如何看待？
费：画廊与画家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有很多是表面上好看，背后不好看，主要还是钱的问题。有很多是付钱是否爽快，他们给你的利润是否对称，艺术家也希望被捧，现在提到五成。假如一张画画一年，画廊转一转手买，就赚了你半年的时间。一开始你很开心，等过一、两年，心里开始静下来的时候，就知道被人家剥削得很厉害。你回报是什么东西，一张广告，一本画册，开始骗你两年，第四年你就不开心了，有本事就跳。你有画廊并不代表你开心，除非你自己做，你是个画家，画的旁边还有一个生意在。有的是老婆、老公来做，但这些人不是专业的。你变成明星了，A画廊要你，B画廊也要你，你就可以玩游戏。先把作品弄好，现实就这样，每一个人发生都是不同的。
付：到SOHO就开始职业艺术家的生涯了是吗？
费：理论上是，生存是个前提，生存之后你还有多少能力再前进。最理想的是同时前进，就是你所做的就是你的生活，就是一个成功的职业艺术家。在这方面我要靠教书，那时候我还不能长远的靠我的作品买卖来维持。
付：作为一个多年的大学艺术系的教师，请问您感觉在美国教书和在中国教书有什么差别吗？
费：我不是自己设计一条教书的命，但后来我变成一个教书教了很久的人。我从来没有在中国教过，所以是个迷。中国的学生愿意跟老师走，美国学生没有这么愿意跟，美国都是个人，你要更辛苦。老师是爱学生的，又引又推的工作，需要很多耐心和经验。美国个性越来越强，他们自以为知道所有，甚至超越你。他们是四、五代之后，到物极必反的程度，整个都散掉了，大家都是自我。
付：能讲讲在纽约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呢？
费：到了纽约，又7年没有回去。理论上SOHO的房东拥有所有的东西，当年这种地方住是非法的，很便宜，所以吸引了很多艺术家。后来变成时髦，变成合法，开始变成商业，变成涨价，再涨，原来的东西全是垃圾，重翻。年轻而有钱的人都是住LOFT最酷，现在这些房子都是上百万的。美国第一个区是曼哈顿，第二是布鲁克林。 刚刚把仓库弄好了之后，第二次回香港，那个时候情绪很低，人感觉很空，到底要你在干什么，也没有什么东西干出来。
付：在那个转折时期，您创作的状况如何？
费：那个时候青黄不接，在这个环境，旧的没有用，新的还没有出来。我最早做研究生的时候，是做钢铁的。拿到纽约，没有给你很热烈的欢迎。需要再发明一样新的东西，但你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就离开。离开这一年，我发现香港我不要，纽约这个迷还没有解，香港的艺术气氛环境还不够。我吃过纽约的水之后，就是要那个水才过瘾。从新开始，然后发现水果。
开始回归自然，在这之前的作品都有很多影响和影子，还没有找到自己。现在一刀斩下来，你到这里要重新开始，真的革命了。材料、思想也要革命，不知道要做什么。发明纸浆，水果，把以前学校学的东西统统丢掉。念书都是外面吸收进来，通过洗礼，就丢掉，从里面出来。
付：水果的一批作品是在这个革命阶段产生出来的吗？为什么会想到用纸浆来做？
费：水果是无意之中发现的。我开始是画素描，我离中国城很近，他们那里有很好的蔬菜水果。画画素描，觉得水果也可以做成雕塑，就开始想，用什么材料在当时的环境可以做，无意之间发现一堆报纸。小时候妈妈教我扎灯笼，糊纸，这个观念是一样的。在里面做一个架子，架子上做一层层的纸，加到很厚，在上面雕，用纸当作泥，实验纸的可雕性。我已经做了30年，里面有很多小技巧，就是你跟材料的关系，你的过程的秘密，你拿证据出来，就是你的作品。这个东西保持它一个神秘，你这一次的旅程就有这样一个结果。
开始做第一个橘子。超级写实主义的特点就是跟真的一样大小，放大就变成超现实主义，超过原有的大小，是我的作品的特点。这不是真的，是假的，但好像和真的一样。做大要花功夫，如果做得很写实，就会发现橘子的每一粒都要磨出来。那件作品做了一年，但学会了那个过程。再做也没有多快，只是比较多。纸浆不干，可以同时做四、五个。后来整个屋子都是，变成流水作业。
橘子代表吉祥，就进入象征，从中国的民间的这条路开始，所有自然的生物在中国都有意义。一开始还是水果、蔬菜，后来就变成药草。最抽像的就是长生，长春的草药，老外觉得不够科学，正符合我的需要，诗意的境界。令我想到其他文化，所有文化都有象征，只是意义不同。最共通的是石榴，多子，到中东、以色列都是。樱桃在中国跟性有关，外国也是。核桃，桃子在中国的文化代表长寿和永生，它的种子就变成永生，可以再种更多的核桃出来。
付：您好像一直对植物很感兴趣？
费：我现在有个想像的花园，我相信真理就在那个里面。人里面有真理，但是里面的真理已经有好多人探索过，你很难超越，植物里面比较容易。我也做过一个贝壳系列，所有那个东西都是在讲旋转，一辈子都在转。我们是直立的，但是从小到老，也是这个转。从小到老和一年四季有关系，是旋转的象征，在所有民族的文化里都有。
付：在后期，您又做了很多的种子是吗？
费：80年代开始做第一粒种子。纽约是个大都市，所有的植物都是人为的，某一条街就是某一种种子。种子在现代的社会很奇怪，所有环境里面都没有，那个东西就是在。我做了榆树、枫树，梧桐树的种子，在技巧上我学了很多东西，多刺，很难做，每一颗都不同。我就是发现这个美。每样东西在自然里都是完美的，它代表生命，这个东西如果是对的，就变成很多同类的东西。为什么坚持30多年，就是这个道理。目前我还是在这个里面，我把它变得更广，更有创造性，甚至我开始创造它的意义。因为这些意义都是人为的，是以前的诗人、文人创造的。在种子的后期作品中，很多是我发明的，在我自己的花园里，也搞不清楚是真的还是假的。真，就是它跟我们这个人间生成的东西有直接的关系，假，就是这个东西完全没有。
付：您的观点有点像庄子的齐物论，东方文化是不是依然是您创作的源泉？
费：当然是。虽然我在外国那么多年，但我还是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我有中国的思想，不是培养出来的思想。我自己就是一个种子，生出来的还是这棵树。这些东西我在利用做我创作的材料，美国的东西反而是附带上去的。人家说你到底是什么人，我相信还是中国人，美国护照都是外面的东西。
付：在美国，东方艺术的红火，是跟种族问题有关系吗？东西文化之间的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吗？
费：90年代搞多种类，讲天虹色彩。以前，他们雇佣的政策是白人。70年代马丁·路德金的奋斗，所有黑人能够拿到的职位，都拿到了。其他黄种人，亚洲人还没有被包括。招不同种族的人在职位上，我们的大学就请了很多种族的教授，我刚去的时候，只有一个中国老师，后来我们这个系有三个中国老师，也是政策的关系。任务差不多完成了，他就会继续前进。这基本上是表面的行动，可也是一种好事。白种男人有特权很久了，其他的人群都要有他的机会，你没有讲话，那么请你讲话。
文化误读是必然的事情。比如现在很红的阿拉伯，美国很多学者，大收藏家博物馆，太不明白了，买最好的学者，最好的艺术家，中国也是一样。十年前，古根汉搞中国艺术5000年，很多钱是美国人出的。中国现代摄影也杀进去了，十年也是为了把这个错误平衡一点。
付：能否最后请您谈一下最近的作品？
费：材料需要变化的时候，我就为了地方的需要而去适合地方的情况，没有需要的时候我就用纸浆。最近的一件作品是在波兰的纺织厂，现在作为一个艺术馆，我就地取材，拿工厂生产花布做叶子，这些纸浆是工厂的藏布和文件绞碎，藤条也是在这里发明的。
最近还做了“猴子壶”，这是一个真的东西，猴子壶旁边的硬核更大，非常好吃，猴子喜欢吃得不得了。它成熟的时候，猴子挖着吃，不肯放，有时把头钻进去，走不出来，就被人和其他动物抓住了。我发现我自己跟许多人，都给他自己喜欢的东西抓住了，不能够放。你抓了东西不肯放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我就大量的做猴子壶，整个展览厅的装置，这个“猴子壶”的颜色做成糖果的感觉。
以前上山就是一条路，现在几条路，也是现代人的烦恼，选择太多。事实上面没什么东西是好东西，大部分都是垃圾。不过，在这个环境下，有很多实验的机会，年轻的时候就要试一下，过一下瘾，这就是自己内心的事情，你开不开心，喜不喜欢。容不得想那么多，做就对了。
【编辑：刘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