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最近才算与鲁虹先生发生了一丝关系的，起因是我最先以不同意见回应鲁先生的“历史意识”论。在此之前，我对鲁先生的印象是中性的，具体讲就是知道有这个批评家（理论家？），但基本上没读过他的文章和书，唯一对他有印象的一处是深圳美术馆论坛，他在该馆任职，是主事者之一，我认为这样的论坛对发展艺术有意义，所以较关注。自“一丝关系”起，我开始对鲁先生有了不太好的印象，因为在随后的不着要领的简短回应中，他“忙得”绕开争论中心、回避正面回应，摆起了“学科训练”身份，用起了“批林批孔”、“文革”事件影射异见者之术。
上面印象本来可能只跟鲁先生的“面子”、“架子”有关的，尚属“可以理解”的范围。但这次再见他“回答王南溟”，已彻底只剩“失态”。王南溟先生批评他人如何暂且不论，但就其对鲁先生的批评看，是就事论事、按理说理的。拿他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鲁虹的当代艺术史写作》为例，如果算有荷刻话，可能仅是“鲁虹现在热衷于当代艺术史写作，这对缺少专题性研究而直接进入史的写作的当代艺术界来说，应该是一个灾难”、“书还没有出版就让他的实习生们写吹捧性的书评，当鲁虹拥有写实习评语的权力时，让实习生写所谓的书评就意味着学术程序不公正”等处，但这样的话也还在与该文说理有关的范围内，只不过可能刺到了鲁先生的疼处罢。但大家看看鲁先生的此次“回答”，完全越界，有些话，近乎业余、骂街，要在法庭上自我辩护，应“与本案无关”，是要被亮牌阻止的。
王南溟先生离婚、生活无着混得不好、自带女儿等私生活与你何干？王先生、吴先生、蒋老师与你有私交过节何干我们读文章人啥事?你可以“恻隐”他们、可怜他们、蔑视他们，但你就可以证明他们没有水平不够资格批评你？王先生从搞法律转过来、吴先生从“搞卫生”（学医也）转过来，或原业无成或不务正业，难道必证明水平不高学术不正？查遍批评界，即使科班毕业，不是很多人从历史、外语、中文等转过来吗？鲁先生之前也是“画画儿”的怎么就觉得自己“学科训练”了呢？听说有些法律硕士专业还规定非法律专业才能报考呢，何目的？跨专业才有正见也。陪审团制度设计正是此目的，即使王先生、吴先生、╳╳先生们不是“科班批评家”——好像“毕业证”、“学位证”在艺术界还不天然是“律师证”那样通过考证制度考出来的“资格证”，做“陪批团”成员总是可以的吧？
你可以指责王先生的“陪批团”队伍成员都是其“追随者”身份，以暗示其观点相助，这与王先生指责鲁先生的书评作者是其实习生以示利益共谋一样，是平等的例举。“臭味相投”符合“批评伦理”，关键是哪一种“味”更接近真理故可在公众消费中占据“赢利权”。从事实看，“追随者”身份远远比“实习生”身份占据真理斗争中的“伦理优势”，更可待“合法认同”。
你可以指责王先生及其阵营用“文革术”，说他用了文革组织专栏文章的批评形式。但鲁先生的“影射术”、抄人家私生活家底术、《美术╳╳》这样的“╳╳”匿名代称术等难道不也“文革术”吗？“术”当然是中性的，但会在具体的应用背景中“变性”——跟人在特定情形激怒下“变态”同理。在公开学术争论中而不是在私下言谈中，组织批评文章当然“道德优势”于揭私生活底细。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慨叹“文化大革命”好像“发生得很值”地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引用资源”，经历的和不经历的人，动不动就指责对方“很文化大革命”。大家好像都刻意忽略时代背景和地域制度的异同。1968年前后世界很多地方有形式相近的各类“革命”，为何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最受诟病？当代“组织批评文章”与“文革”时代相比，应谨慎厘清实质不同。就如鲁先生在最近的一次发言中拿老掉牙的“美国曾拿钱推抽象表现、波普艺术以确立国家艺术的国际地位”例子来呼吁“国家拨款支持公有机构指导学术”是错位类比一样，在具体的制度背景、操办程序等细节不甚明了的情况下，你不能呼吁“美国能放映的电影中国也能放映”吧？
——数天前读罢鲁先生在“2008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发展高峰论坛”上就“学术如何上位”问题的发言，我又已有“异见”，写出了“陪批”拙文，待日公发，还请鲁先生到时勿摆高姿态，调整好心态，“一本一本的出书，一篇一篇的写文章”来回应指正。
有话曰真正的批评家是在批评实战中磨砺出来的，学术争论中见真情显真貌，话诚不假。批评和被批评都是颇值骄傲的权利。祝争论中的各方磨好刀健强身，鼓起大勇气拿出真本领，珍惜争论环境，利用争论条件，像一个男人那样去战斗！
2008-6-4于海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