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阮仪三拯救平遥，已经成为一个经典故事。今天，平遥作为联合国“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序列中的一座古城，受到了各方的追捧。以此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平遥旅游事业，也成功地让全世界爱好者慕名而来，在感受中国千年建筑文化传统的同时，让这么一个曾经属于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再创辉煌。
但是，我发现，和平遥出名成反比的，却是阮仪三的故事，包括背后的意义。也就是说，平遥越出名，人们对阮仪三的故事就会越健忘，会越少提起。至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其中有什么值得咀嚼的意义，那就更少人想起了。
偶然打开平遥官方网页，在千篇一律的浮华简介中，当年曲折已经被精心抹去，阮仪三的事迹不复存在。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官方网站老提往事。尤其是，这“往事”还大概不能给“官方”带来他们所希望的“荣誉”，也就更不愿意提起了。这说明官方所介绍的只是“正面形象”，目的为了吸引游人前往，好领略本地的文化遗产，而不是重提过去，让来者都知道，这座闻名中外的古城，这座引起官方自豪、向外炫耀的“文化遗产”，历史上曾经数次动议要拆掉。之所以没有被拆掉，只是因为钱少。
这说明“钱多好办事”也不太对。有时，钱少反而好办事，尽管那办事叫做办不成事。在中国，尤其对于古城保护，“不办事”，办不成事，比办事，办成了事，肯定要好得多。如果事真的办成了，平遥今天还会存在吗?还会成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吗?正因为数次动议办事，因为钱少，结果办不成，然后，就成为“遗产”，成为旅游重点，成为著名“古城”了。
这说明，平遥之成名，是因为首先办不成事，其次才是在阮仪三努力下，把这没办成的事永远办不成，然后办成了另外的事，办成了“遗产”。
二
流传至今的平遥古城，建城也许很古，但城内建筑基本上不超过五百年，大多是明清两朝遗址，而以清朝居多。平遥知名，得益于富有独创性的晋商，把原来以染织为主业的手工业作坊，改造成中式银行系统。这件事发生在大清道光年间，首创此一赚钱模式的雷振邦，把这一中式银行称为“票号”。
票号发展迅速，以至最后连堂堂中央政府也改用票号纳税以代替白银押运，一改三百余年一项路人皆知的弊政。有趣的是，尽管大清知道票号有如此好处，却丝毫也没有想过建立一个中央银行系统，以改革原有的钱币体制。这是中国经济制度的宿命。票号的组织方式也证明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才华，其中一个证据是，至今票号博物馆始终找不到一张当年有效的票据，也就是今天的支票。因为，按当年所定，一旦票据对板，兑换银子的同时，就得当众毁掉。找不到，也就意味着所有有效票据都被当场撕毁，一张也没留下来。这恰恰说明票号的牛逼。
票号最后还是给外国银行干掉，上世纪20年代就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因金融发达而成就一时的平遥，也随着票号的退出，逐渐被人淡忘。一座曾经极尽繁荣奢华的小城，居然一落千丈;一座曾经积聚了天下财富的处所，居然因为是贫穷而不是别的原因而得以保留。历史的吊诡有时真让人不可思议，不仅让后人如我辈发出诸如“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之类的感叹，而且，处身在贫富悬殊之间，真不知应该去歌颂贫困还是赞美财富。
三
我曾经二进平遥。第一次在上世纪90年代中叶，陪同的是当时《人民摄影报》的主编司书实。当时平遥尚未获得“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称号，但有关申请正在进行当中。第二次是在新世纪的2005年，进平遥是为了参加著名的“平遥摄影节”，司书实不再陪同，但仍在现场相见，热情不减当年。只是今非昔比，他已不在任上。按照中国官场潜规则，虽然眼前这个摄影节由他一手创办，但此时的他，却成了个路人，连“嘉宾证”也是朋友努力弄来。
第一次进平遥就听到阮仪三的故事，内心不禁对这位为保护古城而不懈努力的老学者充满敬意。半个世纪以来，关于旧城被拆新区狂建的事件数不胜数，平遥只是这万千故事中的一个。但面对朴素的古城，内里连片的明清建筑，整齐而井然有序的麻石路面，方知阮仪三的意义，真非同小可。
都说中国是个历史大国，有几千年的史学文化需要传承。都说中国人热爱历史，而且全世界有口皆碑。可现实却往往不是这样。梁思成保护旧北京就没有成功，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还遭受批判。当年北京市长彭真认真地告诉梁思成，毛主席他老人家希望站在天安门城楼，看到林立的烟囱。当然，毛是遂了心愿，他站在城楼，不仅看到林立的烟囱，还看到了红卫兵狂热的红色海洋。毛主席的愿望，其实是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所有掌控城市生死大权的领导们的愿望，他们并不希望自己的城市是陈旧的，哪怕这陈旧有“文化”，而希望是崭新的，一般新的还不够，最好像拉斯维加斯那样，光怪陆离地新。我内心一直觉得，中国人其实并不热爱自己的历史，否则我不能解释北京城墙要拆掉的原因，老建筑要拆掉的原因。翻看当年阮仪三为保卫平遥而作的呼吁吧，我们发现其中的一个情节是，当地人根本就没把自己的居所当一回事，让青砖绿瓦换成闪亮的马赛克瓷片和铝合金窗框，然后装上空调，这才是当地人所希望的东西。只是，平遥没有钱。没有钱就办不成这样的事。没有钱也就这样救了平遥，让阮仪三有时间去有所作为，以成就他一生也许是最知名的事业。
四
变成“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平遥就有救了吗?
我说中国人不热爱自己的历史，是因为他们太热爱当下的生活了。而且不是热爱当下贫困的生活，而是热爱当下“现代化”的生活。中国人一直在为这事奋斗，近一百年来，前赴后继，英雄辈出，可歌可泣之事迹正不知有多少。
平遥人也是中国人，他们不关心旧的居所，说明他们并不喜欢以旧居所为代表的旧的生活方式。现在好了，从一座经济不怎么发达的旧地方，一下子变成了“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城，这不明摆着给平遥人送钱吗?于是，“遗产”使平遥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城市，每天不知有多少游客正疯狂地涌进这个小小的地方，给当地人带来良好的收入。当我漫步在平遥时，一边参观古旧的城楼，踏进几百年前的建筑的门坎，一边就想，究竟当地还有多少人会不时想起，之所以今天他们还能够如此这般，只是因为当初没有钱而已。如果平遥仍然是金融中心，票号仍然兴旺，你看这平遥还会是今天的平遥吗?恐怕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都已经盖了好几座了，恐怕悬浮列车早就开通了好几十年了。
没有人愿意回忆这些，中国人的健忘症比中国人热爱历史不知要强多少倍。中国人的经济头脑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善于利用现成条件赚钱，这种本事我看中国人就不比资本主义差多少。在平遥做一个国际摄影节，让原来已经够多的游客再增加，让全世界的摄影家过来这座古城观光，这个主意来自一个法国人和一个中国人的大脑。法国人叫阿兰，现在已经是中国做摄影节的名人。中国人就是原来那个陪同过我参观的司书实。
今天来看，这的确是个好主意，在一座“遗产”当中嵌入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摄影节，给一座只以旅游为生的古城注入当代文化的养料，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好事。何况西方不乏这样的例子。法国南部有一座小城叫阿尔勒，今天闻名于世，靠的是一个疯子和一个摄影节。疯子是画家梵高，摄影节叫“阿尔勒摄影节”。疯子梵高活着时是个不受邻居欢迎的人，最后呆在疯人院里，用自杀了结自己。摄影节则是一个高规格的小型国际性展览，1988年开始有中国人的作品出现，至今仍然是全世界摄影家内心珍爱的对象。
五
当我第二次踏进平遥时，我所看到的平遥，和当年第一次进来时真不可同日而语。房子还是那些，但内部装修已大有改善。关键是人流，满街的晃荡，弄得人神情恍惚而又兴奋异常。那时平遥国际摄影节已经举办过好几届，开创者也已经和展览没有关系，而变成完全的官方活动。一百多个水平不一的展览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家族群，共同成就了这个展览的盛况，同时也让这个展览变得特别的像照片大排档。
漫步在平遥街头，和老朋友打招呼的同时，我内心一直在想阮仪三的事业。平遥因票号而成就繁荣，也因票号的衰败而边缘化而贫困化。平遥因没有钱而保留，又因阮仪三的介入而成为“遗产”。“遗产”之后，平遥人有了新的收入，但他们能否从这一兴一衰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呢?现在，平遥不仅有了旅游收入，更有了摄影节的收入。平遥人会不会因为这不断增加的收入与项目，而开始谋划更多的节日呢?比如电影节，比如驴肉节，比如山西超女节，比如山西传统建筑节，比如斗鸡节，比如票号节，等等。
中国有古老的历史，所以，中国的城市都可以称为“古城”。给古城安排几个现代化的节日，让古城焕发青春，不正是众多古城领导朝思暮想的事业吗?广东开平刚刚完成了“申遗”任务，也成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马上，开平自立村村口的收费就大涨其价，甚至每一幢雕楼也设卡收费。当年华侨，也就是那些金山客衣锦还乡叶落归根，倾全家财力建一座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洋不古的小楼，成就了今天的开平雕楼现象。然后，开平地处珠三角边缘，地广人贫，雕楼居然屹立半个世纪而无人拆掉，流传至今，给聪明的领导发现，纳入“申遗”序列，以至也成“文化遗产”之一。有一天，为了广开钱路，开平会不会也搞个什么节，比如华侨节、金山客节、中外雕楼节之类?
六
我所说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有确凿证据。古城而办节，办节而增收入，这类模式有一个说法，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意思是说，通过文化而扬名，通过扬名而招商引资，通过招商引资而成就一方经济。至于这事成还是不成，那就谁也说不清楚了。
反正，这是一个政策，写进各级政府的发展大纲上。
我第二次进入平遥，就是带着“搭台唱戏”的任务，来考察平遥摄影节的。当时我已重任在身，要为“首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策划展览主题。
在平遥时，问许多摄影家，基本上不知道连州在什么地方。甚至许多人听都没有听过这座地处广东北部的贫瘠小城。今天，这座小城已经办了三届“摄影节”，摄影界也已经流传这样的说法，叫做“北有平遥南有连州”。这充分证明，摄影节对成就当地名声，起了重大作用。
我是连州摄影节的亲历者，第一届策展主题还有“从连州出发”的字样，目的是为连州扬名。论证策略则是，越是本土化就越是全球化。展览效果如何，身在其中，不好讨论，留待历史评说。反正，不管好歹，“台”是搭起来了，“摄影”这出戏也好像唱得挺红火的。至于“经济”这台戏有没有唱起来，不是组织者和操作者，所以不知道。
连州也是古城，农村中也有古村落。甚至有一处村庄，全村姓黄，祠堂中供奉着的，竟然是宋代大艺术家黄庭坚。翻看村谱，言之凿凿，似乎真是黄家直系真传，虽然全村无人写字作画。连州还是广东北部著名的穷困之乡，是瑶族的主要聚居地，是“三连”，也就是连山、连州和连南的中心地。很多年前我来过此地，当时是为了“访贫问苦”，到山区转圈，对这个地区的贫穷留下了深刻印象。据说，全国一百个贫困县，连州地区就占了四个。在这么一个贫困的地方办国际摄影节，的确是一个大胆的创意。
创意归创意，经济上究竟能否唱成戏，天知地知还有领导知。关键是，古城连州尽管没有平遥那么出名，尤其没有“遗产”的称号，但这个地区的文化，似乎也有一个保护的任务。至少附近瑶族村落原貌就需要保护。但是，所有保护其实都是开发，把原貌留下，把原居民迁走，让外人进入参观，这样一种旅游模式，究竟离保护有多近?
七
最后，回到本文题目。
在一些人看来，尤其是那些掌握着城市权力的人看来，这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说法，应该予以取缔，以正视听。不过，取缔之前，容当我申辩几句。
中国有数不胜数的古城，中国这些古城的领导正在策划着数不胜数的各种“节”，正在谋划着把自己所领导的城市变成或者第一、或者第二、或者第三之类的“文化大市”。这说明，今天，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给古老的城市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说得很动听，但根本问题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一直怀疑中国人对于自己历史的热爱。中国所留下来的历史，是一部，用毛泽东的说法，帝王将相的历史，而不是人民的历史。遗憾的是，至今，这“人民的历史”似乎仍然在酝酿中，或者在撰写中，还没有更好的主题，还没有成形，原因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民的语言”。我也怀疑中国人对原先生活方式的热爱，尽管中国的饮食至今未变，但中国的居住却早就今非昔比，这严重影响到我们对遍布全国各地的古老城市的看法。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理由，人们会热心去“申遗”吗?吃喝拉睡人之基本，难道人们真的会愿意居住在旧楼房里，每天体会“文化”的存在?尤其是，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城市同质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人们就更没有理由去保护什么古城旧居了。
但是，“文化遗产”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益，这充分证明当今世界“概念旅游化”的进程势不可挡。但是，“遗产”是有限的，那么，办各种文化节就自然成为“遗产”之外的一个补充，在成就城市名声的同时，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便让本地成为包装好的“文化”产品的集散地。至于众多“节”之下，城市如何保护，生活方式如何维持，就不用过多考虑了。甚至，如果这个“考虑”阻碍了“节”本身，对不起，那就改变它，使之与“节”相协调。
我向往闲适的生活，不向往“节”的生活。城市的意义是，它和这份闲适有着天然的联系，以便让居住地成为闲适的自然场所。如果“节”可以保持甚至延伸这份闲适，那么，“节”就是有意义的，否则，“节”就会成为喧闹。可惜，在文化经济搭台唱戏之类的非文化方针指导下，中国古城出现的许多“节”，很难不成为喧闹的载体，这样一来，又何必去搞呢?如果真的搞了，而且，如果还搞了好几个，看吧，这座城市一定会被慢慢摧毁，慢慢变形，慢慢坍塌，像黑洞一样，最后连个回声也没有，更何况什么历史什么文化之类的真实遗产了。
2008-4-16-广州番禺
【编辑:叶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