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天就说，油画系不在黄桷坪，事实上黄桷坪的魅力，黄桷坪的可能性，你打造的理由，都随之消解。刚才王林老师说了，他们不愿意离开黄桷坪，但是他们被迫每天都要离开，白天早出晚归的折腾，我很担心，包括坦克库这些，人心会散，聚了半个世纪的人气，真的来之不易。既有政府的功劳，特别是美院周边的，像501仓库，还有11间，更多的来自民间，来自野生。如果不能把它保住的话，今天我们谈很多东西，都是很空泛的。包括刚才王林老师说双年展可以高，如果搞的时候，四川美院是目前这个状态的话，那么意义也不是很大。现在这种恶化还不是太明显，但是至少在弱化，黄桷坪的凝聚力在弱化，这是肯定的，已经比不了前几年了，就是因新校区，因为大学城。我觉得这一块，区政府应该可以做点什么，或者和学校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可以做的，不去做，非要按照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有不合理的因素，换句话说可能很不合理。这个不合理的东西被坚持下来，最后伤害的是整体，是整个文化生态区。
第三个想法，我觉得要谨慎地使用“打造”这个概念。因为艺术生态区，在世界各地都有，更多的是自发形成的。特别是艺术生长在一种自由状态，是一种不可以打造的东西。如果艺术家可以像军队，像政府机构那样领导，那样规范的话，那么艺术家也不是艺术，他的生产力，创造能力将会被大大的削弱。我觉得像美国的格林维斯村，这样的艺术生态区，没有政府也在介入，就是强调服务、协调。甚至刚才提到的政府奖励，政府基金的辅助，对年轻艺术家，弱势艺术家或者是本身有潜力，目前经济状态很困难艺术家的辅助、帮助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事情用民间力量很难做到。
我们也看到刚才王林在表扬宋庄，我也很看好宋庄。但是宋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艺术家的生存问题。昨天我和洪峰也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我说：怎么解决这么多年轻艺术家的生存问题？那么重庆周边这样的问题也是很严重，很多毕业的年轻艺术家，画得很不错，连房租都交不起，这样的事情也是很多的。这些问题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交不起房租，画不下去画了，他就只有改行，作别的。受经济的这种压力制约，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年轻的苗子，也逐步地退出。
第三个问题，谈一谈川成渝两地在艺术市场底下的优势和劣势，因为区域经济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市场。我喜欢把过去说的巴蜀，这两地有共同优势，就是艺术资源很丰厚，有很好的艺术家，很好的艺术品，换句话说就是有一流的艺术家，但是市场怎么样，收藏怎么样？我们的评价是三流、四流，就是一流的资源和三四流的收藏、三四流动的市场，这个情况已经有很多年了。
比如以成都为例，很多优秀资源，优秀作品，收藏家都来自外地，来自江浙，广东，甚至北方。那么当地的收藏资本都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当地没有资本？我们调查的结果不是。就像刚才几位老师都说到的，在成渝两地这样的资本家很多，一顿饭一两万块钱，但是你去他家里，摆着一两万的罐子，一看就是假的，两百块钱一张买的齐白石的复制品挂在家里，他们的品位就是这样的，我们很多董事级别都是这样的水平。这种情况，我们在饭桌上也说到了“培育问题”。政府带市场培育问题上能做点什么？我们成渝两地方有关这么好的艺术资源，当地的资本，当地的资本家，这些藏家都哪里去了？是不是一直要保持一流的资源，三四流的市场的荒诞状态，让它发展下去？因为我在成都是很紧张的，经常接待外宾的这些藏家，本地的收藏，也包括本地的拍卖乱七八糟，包括重庆的拍卖都是乱七八糟的。拍假画不说，关键是好作品拍不起来价格，在北京能拍两百万的作品，在重庆、成都就拍20万，差得这么远。当地人不自信，就不愿意扶持自己本地的艺术市场，他们情愿赔着钱到上海、大北京参加拍卖，甚至到香港去买作品。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谈到当代艺术与区域经济的市场问题，是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如果成渝两地的政府都愿意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市场的培育、挖掘、扶持是当务之急。不见得你做一些工作马上能见效，正像刚才王林说的宋庄的经验一样，它培育了几年，投入几年以后，开始见效果了。我也希望九龙坡—黄桷坪，刚才我们说到的问题，能够找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今天的政府领导都在座，我也是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有一些和别人重复，有一些是自己的想法，跟领导交换一下意见。我还会经常，一如既往地流窜到重庆，也会在王林说的肮脏，但是充满活力的街上消费。因为我有一个观点，已经和很多记者都谈过，为什么成渝两地要长艺术，这就跟脚气一样，在北方很难长脚气，很干燥。那么在阴湿、混乱的地方要长艺术，在和河边，乱石边，在垃圾堆上要长艺术。我们要注意去研究这种情况，越是规则的地方，越是铺了大理石的地方，是不可能有任何生活潜力的，谢谢！
杨卫：谢谢陈默提了这么多的建议，尤其说到障碍。其实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就是想少出这些障碍，一个是现实的障碍，一个是思想的障碍，把它扫除，寻找一种可行性的办法，使重庆九龙坡区黄桷坪不光是保留，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发展。下面请赵树林。
赵树林：首先感觉重庆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提供“当代艺术与区域经济发展论坛”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也感谢501工程的刘浪，还有这次学术主持杨卫给我这个机会，和各位老师一起谈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前几位老师从文化的生态，包括文化附加值两个方面，已经谈的很多。结合我自身的一个感受，我是2000年回到国内，当时看到西方那么多的双年展、威尼斯、圣保罗，卡塞尔文献展，巴塞尔博览会、迈阿密博览会等等，那么艺术生态的发展，包括产业链的发展对我触动非常大。
我当时回国以后，事实上冲击也非常大。因为当代艺术这个词在那个年代是不能提的。因为涉及到实验艺术、先锋艺术，从政府层面上还没有对当代艺术给一个界定。所以，从这点上也感谢中国，感谢中国的改革开放，感谢中国对整个文化生态、整个产业政策上出现了松动。而且对整个文化产业的产业制定政策，包括整个产业链的形成，客观地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强大，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也不能不提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我记得2000年刚回国内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艺术区，也不能更多地谈当代艺术。因为很多问题都是放在桌面下来谈的，这是当时的一个现状。当时没有几个画廊，我记得当时去宋庄的时候，连二十个艺术家都没有，而且都是散居的状态。像王斌，他们那几个人，实际上是因为那阵子物价比较低，租的房子相对会大一点，当时是一种城乡接合部，因为租金问题，或者是某些控制问题，从自然形态上来讲，自然形成了那么一个状态，当时也没有什么市场。
我个人当时成立了一个文化中心，充当了基金会的这么一个角色。我差不多花了几百万支持艺术家出国，包括出画册。那个时候我最难的时候是2002年，杨卫先生给我写的信，我还留着呢，就是要坚持住，因为理想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而且逐渐的会发生转变。那封信还留着呢。
我那个时候，结合我自身，更多地是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到西方去，我带了艺术家，包括艺术家的作品，在国际上也引起的一些争议，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而且在社会转型当中，对整个国际当代艺术的贡献在哪里？当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称为当时的活动是“游击队”。什么概念呢？因为没有阵地，没有舞台，所以我们只能自己给自己找阵地，找舞台，那是游击战的方法，是国际游击战，或者是国内游击战。更多的像我们媒体上提的哪里有艺术展览到哪里去的一个状态。
在政府层面，客观地说，对当代艺术也是处在相对控制，但是不予重视的一个角度。我在宋庄住了差不多一年，就到了798。我是第一个策展人入住798的。从798这个状态的改变是自发形成的。但是自发形成的过程中，逐渐是被西方的资本控制了。而且中国当代艺术到今天为什么产生了当代艺术跟区域经济这两个课题结合不到一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代艺术这三十年，基本上言说方式，教育体系、创作思想，包括市场行为，甚至于大部分的买家操作行为都是西方的，跟中国政府没有什么关系。
这一点，客观地说，中国当代艺术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在国际当代艺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引领性已经提到一个课题上面来了。作为区域经济，无论做区域经济也好，还是整个大的宏观面经济来看也好，中国当代艺术这三十年，无论如何产生什么样的产品和思想的东西，都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产物。
那么作为中国政府，某种意义上说，也需要建设相关中国当代艺术收藏馆，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院，中国当代艺术学院，就是怎么去补这堂课，这个代价是很大的。
因为张晓刚的作品，在90年代初的时候很便宜，今天是什么价格？如果我们建立了当代收藏馆，意味着什么？实际上代价是巨大的。但是我相信这些艺术家都有共识，因为中国的文化还是需要从中国本土讲起。
过去我们谈当代艺术的本土化，实际上那个时候没有大的环境，没有文化生态。试想一下，重庆四川美院我每年差不多去一次，而且四川美院这个地方，我感受特别深。因为四川美院门口的老茶馆，我05年在茶馆里面做过一个小的艺术节，因为特别让人感动，一块钱一杯茶，什么人都有，有贩毒的，也有吸毒的，还有美院的老师，还有棒棒，每个人在这生活的一个状态，就是王林老师说的肮脏但是有活力。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杂烩。
我个人看，像纽约的苏合区，包括早期的格林威治村也好，包括现在的乔西大街也好，就是画廊街，实际上也是冲淡了变化过程中的肮脏，逐渐的规范，规范的过程中又不断地寻找到一个新的活力，或者是一个新点的过程。实际上每个人从事这个活动都是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包括政府也一样，如何从文化生态上去尊重艺术家，尊重整个艺术家创作，尊重艺术家的思想，尊重艺术家整个形成的脉络。这是政府应该充分考虑的，因为艺术家群体是特殊的群体。
我们今天都在讲科学发展观，也都讲和谐社会。更重要的也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如何用科学发展观，如何用和谐社会的态度去稳定每年的毕业生，每年的学生。有一句话，我在四川美院讲座的时候，听到了一个段子，这个段子特别有意思。
“要问学生毕业以后哪里去？教授指指大芬村。”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过没有，大芬村是什么概念？大芬村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产业，一个手工劳动者而已，但是作为政府来讲，大芬村有税收，有产业政策，有相关的生态链，这个本身无可非议。因为实际上就没有对和错。当然我们面对的是当代艺术群体。这个群体是非常特殊的，他们就是当今的创新经济的动力，就是创新的发动机。因为创新意味着什么？只有创新，这个民族才有活力，才有动力，才有可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所以作为重庆这个区域经济，我们客观地说，应该从西部的角度，能不能提一个概念，就叫“西部国际文化总部”这么一个概念。然后从西部的角度，我们如何挖掘西部的历史，整个在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地位，它的市场地位，曾经的辉煌。我们看到西部的感觉是很大气的，而且它不同于北京的现状，也不同于上海的现状，也不同于珠三角，长三角和未来的黄渤海经济这一块，更重要的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上谈起，当然我们是做当代艺术的。当代艺术如何走出一条既立足于中国传统，又有别于西方当代的一种中国式的当代艺术。
从重庆这个角度，我每一次去重庆，都要去大都时刻，因为那个地方给我很深的渊源。每一次有一个悟性，有一个改变。很重要的一点，从政府的，我们应该尊重文化生态建设，一个自然规律。从政策的层面，从产业的层面，包括土地的政策层面，包括基金会设立的层面，包括整个相关的物流体系的建立，包括艺术品物流，包括艺术品保险体系的建设，包括“仓储的概念”，也包括艺术品评定标准的一个概念，那么如何从产业的角度打造一个生态产业链，我觉得这是政府需要做的，也是需要政府给一些税收政策，各方面的政策。
我想谈的是，结合我自己，现在这个阶段是“阵地战”，过去是“游击战”。那么未来是什么？借贾老师的一句话，就是从巴黎到纽约，有没有可能下一个是重要，有没有继北京之后，上海之后，重庆成为一个文化龙头老大的位置。要找到差异性，因为我们谈的不是宋庄，也不是谈的莫干山，更重要的是谈重庆，围绕四川美院的生态，如何去保护、规范、引导。从政府的角度，某种意义上是一些配套的产业措施，政策去引导。
如何做出当代艺术作为半壁江山四川美院的输出人才，他们的关注力和差异性，这一块是政府需要考量的。做政府的层面，我个人有一个建议，就是应在前期。就是前期你们要做规划，不仅仅是找几个学者，找几个专家来做，更多的是在尊重学者引领的条件下，还要找一些有实际操作经验的共同完善我们学者的一些观点，实质性地对做一些产业政策的调整。
比如现在当代艺术市场好了，市场不好了，如何让他们平稳地度过整个的起伏期，这就需要宏观调控，就是不仅仅是自由经济，不仅仅有影响，还需要一个相对的控制。我觉得不仅是中国的发展，世界上的任何发展都需要平衡的概念，就是阴阳平衡。就是过于市场化，我们要控制一下，就是软着陆，或者是宏观调控。那么过于市场化了，没有思想化，大家全是复制作品的时候，能不能提倡一些原创的，成立一个私募基金，或者是政府的启动资金，去支持这些年轻艺术家，有想法，甚至于让他们实现这个想法，这也符合当代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提法。
而且从政府层面也要调整好盈利和非营利的关系。盈利不等于不盈利，非营利不等于不做不盈利的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要说到大的战略，把产业结构调整好，加以利用，加以创新，这是一个必然的课题。也就是说如何打造以黄桷坪、九龙坡那个地点做成一个城市的文化名牌，也就是加大产业的纽带作用和动力。而它标志性的是“文化建设”，这是和谐的东西。
最后，我想给政府提一个建议，就是首先要搞清楚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准备做什么？未来我们怎么去做？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先疏导自己有什么，之后我们怎么能去突出我们差异性的优势和差异性回避弱势的问题，最终实事求是的制定一个相关的发展规划的整体战略。谢谢！
杨卫：谢谢赵树林，又把我们多到宏观的理论层面上。接下来请管郁达发言。
管郁达：我没有想到在西安这个城市讨论的是重庆的问题。好在我经常去重庆，跟四川美术学院还有黄桷坪的渊源也非常深。最近这两年，每个月都会去重庆。所以谈重庆或者是重庆的当代艺术，不但是今天的现实课题，对我来讲还会有一些比较私人的经验，可以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分享。
最近我比较关注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城市是怎么形成，怎么发展，怎么过来的，就是这个纹络问题。
刚才几位前辈，还有老师都有很好的说法，说重庆的精神是混杂，有活力也好，但起码表明一点，你在重庆这个地方，看到的东西，特别是在黄桷坪跟上海、北京非常不一样。坦率来讲，我很喜欢重庆，也喜欢重庆。
那么我们自己从事艺术活动的一些基本经验，实际上跟自己日常的生活方式，甚至跟饮食方式是有关系的。我觉得在讨论当代艺术和所谓区域经济的题目下，要特别尊重这个城市本身具有的纹络，还有他本身的特色，还有积累下来的历史经验和当代经验。
比如讲扬州，为什么苏州要造园林？扬州的盐商，在清末的时候，它的太湖流域，长江流域的经济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盐商、漕运是控制当时中国经济命脉非常重要的两个来源。所以那个地方就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和有钱人。那么这些有钱人，有了钱以后就要追求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一种文化上的东西。这样的话，就跟当时的文化精英分子、文人结合造了这么一个园林。
我觉得今天九龙坡区政府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现在中国政府的发展目标，从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模式转移到均富，或者是更注重人和自然的和谐的模式。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文化创意产业由于它本身在提升人的精神文化层面上的作用，还有他可能就比别的一些产业，比如传统的农业也好、工业也好，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一些推动。
另外它也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刚才大家都在批评大芬村，而且把大芬村作为完全负面的一个例子来讨论。我稍微说一点不同意的观点，假如深圳全部是当代艺术，或者是说我们的九龙区政府，或者是涂鸦街都是统一规划的，那还有什么意思？当然你可以说大芬村没有创意，你也可以说浙江义乌小商品集市的模式没有什么创意。但是我们仔细地来想一想，大家讲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一个前提是观念要创新。
我本身也不喜欢大芬村，但我一定要去了解，为什么大芬村只能在深圳形成？为什么重庆不能形成大芬村？比如现在川美也有人在学大芬村的营销模式的危机，从艺术创作来讲，很多批评家、学者都很担心，就是我们怎么搞成产品？但是区域经济，当代艺术要产业化一个很基本的前提，就是它必须在一个很清高的人文精神的前提下，必须考虑商业运作的方式。
比如九龙区政府，每年政府的业绩里面，在你的GDP里面，你的服务业，或者是创意文化产业占到生产总值的多少、多少，这个是有考量的。我在云南，他们都讲云南搞得很过火，因为云南是旅游大省。云南旅游的规划，政府的运作非常强势。
我觉得这里面不能简单地讲，一定都是所谓当代艺术想象中的模式。你现在讲当代艺术作为一个产业的创意归类，实际上作为一个产业，就是纳入整个政府经济业绩的考评里面去。上次在宋庄开会，我和洪峰交流，和杨卫交流，和你们的书记交流，他就讲为什么政府要支持宋庄？很简单，这些艺术家养活多少人？
讲到创意文化产业社区，最早是昆明，比798还要早一些。当时那个厂是一个倒闭的企业，艺术家做了工作室以后，带动昆明很重要的旅游业，就是昆明在干什么？它可以做旅游观光，也带动了翻译、周围的房地产。带动起来的影响是什么？商业的权利，市场的权利，它开始要按照商业本身的规律来做，就是那个地方升值了，艺术家每平方米只交十块钱或者是五块钱的租金就不上，艺术家觉得这个成本不行。
所以，我觉得政府在这里边的作用很微妙。
以前讲自由经济模式，就是政府以最小的代价，建设一个服务型政府，就是不干预市场，让市场来自我调解。这个很难，大家都注意到了最近的金融危机。最近有人问我，金融危机对当代艺术有什么影响？我说：很简单，就是大家不敢花钱，不光体现在吃饭，就是买艺术品的时候，大家也很紧张。
所以政府不干预的模式，或者是少干预的模式，对一个社区的电脑，到底是利还是弊，这个还值得讨论？我觉得我们不要完全迷信西方经济学。我觉得中国人的事情，中国的当代艺术，中国的创意文化产业，与之相并行的创意文化产业，其实正在探索和正在走一套自主创新的路。这里面我们有很多东西是要实验的。
黄桷坪以前有坦克库，501什么的，其实没有的。就是四川美院在那里，大家一起画画，就在一起。现在有画商来了，大家来买画，客观上讲，政府肯定觉得这一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热点、亮点。那么政府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就非常关键。
中国的政府，现在经济学上有一个讨论，如果说我们要兼顾公平，那么从效益的角度来讲，肯定是要打折扣的。一个强势的政府，当然在文化上可能会带来某种行政干预的一些东西。但是你想想看，中国的798也好，宋庄也好，哪个产业区背后没有政府的影子，没有强势政府的影子。我们都是自由摆出来的吗？不是。
所以，我同意各位的高见，就是非常小心的对待干预问题，市场的力量也好，政府的力量也好，哪一方的力量过于强大都不是一件好事情。最好是找到最大的一个平衡，当然这里面有政治的平台和政治制度的问题。那么政府干预强大了，艺术家就不舒服。
上次我到广州美院的大学城吓死我了，开车进去了两个小时都没转出来，但是广美是把老校区保留下来了。我在的学校，就是云南的学校也要搬迁，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要不要去新校区上班？我是肯定不去的。第一成本太高，第二不好玩。有什么玩的，你看一进去像工厂一样，他给你的工作室很大，设备也比较好，但是艺术不是搞那个东西的。我觉得需要一点人气，说得好一点，黄桷坪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吃喝玩乐都在一起，这是日常生活。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的调控管理，还是需要必要的引导。
我们的九龙区政府，开一个玩笑，一夜之间涂鸦就出来了，说明九龙区政府是一个高效率的政府。那么这样高效率的政府去做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一定会做得非常好。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其实今天这个讨论，严格的讲一个非常务虚的讨论。为什么？实际上王林老师已经讲完了一个前提，就是如果四川美术学院不在，这样的一个讨论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操作。我也觉得政府在这方面是应该有所作为的，就是让四川美院留在这个地方，比如以后我去找王林不要去新校区，我认为不好玩。我是愿意在黄桷坪和喝酒，和同学们聊天，也会遇到各路的朋友，谢谢大家！
杨卫：谢谢管郁达说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因地制宜，我想大到国家，小到地域都应该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去做一些事情。最后由朱老师做梳理、总结。下面请洪峰代表宋庄提一些建议。
洪峰：很高兴参加“当代艺术与区域经济论坛”。我了解和认识黄桷坪是通过两个层面：
一个是通过人，一个是王林老师，一个是刘浪。地名从区域的品牌角度是通过四川美院，还有501，坦克库。刚才谈了很多关于宋庄的问题，实际上对这个论坛的名字特别熟悉，因为2006年的时候，我和杨卫曾经发起做过一次“艺术与产业论坛”，而且今天在座的很多领导和专家都参加了。我觉得在06年讨论问题的是针对宋庄讨论的，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专家的很多建议我们都采纳了，也都正在做。
简单地讲，宋庄是怎么走过来的？就一句话，三组词语。一个叫包容，一个叫开放，再一个叫事实引导。这个是宋庄走过来的实实在在的经验。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一块的事，包括组织成立宋庄艺术促进会，包括促进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跟政府是什么样的关系，跟民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为艺术家做哪些事情，这是我们实实在在做的事情。
包括得宋庄艺术节，当初提的是“以节养节，以节养镇”，这是我们提出的一个宋庄品牌。高度赵老师也在宋庄，他回国以后就在宋庄。实际上赵老师、王老师、刘浪，都是我们宋庄的品牌，因为他们有参与宋庄的经历。
说这些话，就是有一些事情不必要围绕自己的小圈子去做，我们要做什么。有的事情可以跳出去做，比如宋庄有时候是跳出宋庄来做宋庄的，不是宋庄的小圈子里面，或者是宋庄集聚的批评家、艺术家，在他们身上做文章，然后他们去做什么，跟大家去索取什么，让他给我们地方带来什么，不是这个概念，我们是跳出去做，让大家来参与，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包容的心态去做一些实际的事。
实际上是两块建设：一个是艺术生态建设；一个是产业生态建设。这是我在宋庄这五年做的实实在在的事。
艺术生态建设：就宋庄而言是从1994年开始，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从栗宪庭、方立钧、岳敏君，就是最初的艺术家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就目前来说，这个艺术生态建设是一个良性的发展循环状态，尤其是政府在参与艺术生态建设过程当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
2005年我到宋庄的时候是300多个艺术家，因为当时做了第一届宋庄艺术界是316个艺术家，有700多件作品，有露天展示，做了一个一天的艺术家，也是一个大的行为艺术，当时不太成熟。但是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做了一个全方位的盘点。说到这儿，就是说艺术生态建设，黄桷坪目前要做什么？首先要做一个盘点的事。就是盘点我们这个地区有哪些资源，比如有501，有坦克库，有四川美院，那么这些品种，在国际、国内都很知名的品牌，能给黄桷坪带来什么？我们能够为它做什么？就是先盘点清楚，把资源盘点清楚，然后整合。刚才孙振华老师谈到了一个“整合资源”的问题，这是比较实际的，也是目前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盘点这一块，就是黄桷坪这一块的当代艺术资源，文化资源，产业资源，做一个全面的盘点。
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现在全国都在做文化创意产业，都在谈文化创意产业。我比较赞成中科院张老师的理论，这个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舶来品，可能是英国的一个提法。在美国创意产业可能是以版权为核心的，版权产业作为一个和谐产业。我认同的是第二次文化产业。现在不要把文化创意产业想得特别神秘，或者是新生事物，我们来探索，怎么去探讨这么一个新的东西，没有必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
如果从做事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就是第二次文化产业。是第一次文化产业的一个升级版。因为现在有人了，有一些创意，通过版权交易，包括艺术家的艺术品衍生产品，他的产品艺术品的授权，这一块的东西，我们从初级开始。最初级包括印刷企业，都算文化产业的范畴。但是我们现在做的是内容。
说到创意产业就是原创，我们现在做的是内容产业。就是出一本书，出一本画册，没有内容就没法出，印刷厂也印不了，就讲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另外提到宋庄是一个从自然到自觉的过程，就是从94年到目前为止，宋庄已经集聚了3000多艺术家，目前在宋庄艺术促进会登记的艺术家是3000人，这是由一个自然到自觉的过程。我记得最初刚到宋庄的时候，去艺术家的工作室是进不了门的，他们认为我是政府的人，甚至有的艺术家把我当警察，这就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和开放程度。现在很多艺术家，今年艺术节，刚才孙老师谈到了参加雕塑展的板块，还有参加其他的展览，包括“北京故事”，从天津赶到宋庄参加展览的，车里拉着画。从辽宁锦州的艺术也有，开着车，带着作品，说：我们怎么参加你们的艺术节？怎么参加你们这个活动？”这就是一个品牌，我们做到04年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一个状态了。这就是一个生态到自觉的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政府要做的一件事很重要，就是基金。现在有一个宋庄当代文化专项基金，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基金了。另外一个，我们下一步针对四川赈灾活动给我们的启示，就是针对四川籍艺术家考上学院的灾区的学生，专门做一个宋庄艺术促进，给他们支持。考上艺术院校的，可以申请宋庄的艺术基金，有这么一个方式。这也是政策，就是政府要做什么，能做什么，这就是应该做的事。谢谢！
杨卫：谢谢洪峰！可能宋庄的很多经验的确值得九龙坡区吸取，肯定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有的理念性的东西应该还是一样的，同出一辙的。接下来请李军谈。
李军：大家上午好！有一个感觉，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会有，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当代艺术和区域经济”。如果我们解释一下“当代艺术”的观念，这样的一种现象，其实是一种国际形态，也就是它是非区域形态。“区域经济”是一个地方性的东西，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怎么解决，我想是一个前沿的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比如当代艺术一般在国际上有一个说法，叫做“当代国际艺术”。就是当代艺术是国际性的。但是这种“国际性的当代艺术”似乎又有一些地域的概念，比如有一些中心，比如刚才前面几位先生谈到了是艺术中心的转移，比如从大西洋这一岸转移到另一岸，从欧洲到美洲，现在也可能会跨越太平洋，要到另外一个地域。似乎又有一个地方的概念，就是它有一些中心。但是这个中心，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个地方的中心，是一个国际性的中心。也就是说当代艺术的运作是在一个体制内进行的，这个体制既是流动的，又有相对的地源的概念。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跟这个话题是有关系的，就是跟区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基本定位，我就在想重庆的一个定位，就是行政区划形成了一个什么凤凰。我先不说凤凰设计的本身和不好。从这个理念来说，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很难看。但是这个理念，比如从凤凰角度来说，咱们政府是不是要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两面性。这个凤凰是要起飞的，凤凰要飞到世界上去，这也是我们地方要把一个文化产业在西部，甚至于在中国，在世界上都具有一定的地方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但是另一个方面，这个凤凰要飞要落脚的，我们讲“凤还巢”，或者是有胡同，凤凰要砌在胡同上面，这就是一个地源的概念。如果真正把重庆比方成凤凰，要起飞的话，其实我们要理解的不可或缺的一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考虑这个凤凰能够在本土，在重庆栽上很多梧桐，这和当代艺术的两面性是有关系的。其实当代艺术一方面是国际性的，另一方面又有它的地源性。
我们想当代艺术在重庆能够生根的话，重庆能给全国，或者是世界一个什么样的地源性的概念？这是一个特别需要考虑的问题。其实西方的一些学者在研究关于当代艺术和地方中心关系的时候，一般会从体制角度来考虑。就是当代艺术的体制，有一种说法，一个法国的社会学家，雷蒙德·穆兰，就是一个M是市场，一个M是杂志，第三个M是博物馆。我们看到这三个东西，我想博物馆和杂志都是学术性的概念。就是对艺术价值进行权威认定的概念。我想这里面包括美术学院。
从这个角度来说，重庆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全国非常重要的美术院校——四川美院在这儿。所以它要符合这样一个条件。当然我们现在还缺少很好的博物馆，当代艺术博物馆。比如有一些501的机构，这个方面我们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还有一个就是市场，市场化有一些大型的展览，比如德国就和卡塞尔有关系，意大利和威尼斯有关系，美国和迈阿密有关系。总之有系列的跟现代艺术的中心体制有关系的。
王林刚才说得非常好，说：从川美黄桷坪要做的事情不是九龙坡的事，是重庆的事，更放大一点是西部的事。我觉得在全国的艺术生态里面，重庆或者是四川西部能够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有北京双年展，有广州三年展，上海双年展，如果仅仅是走平行的双年展，可能意义不是特别大。我觉得王林提得是特别好的一个建议，是不是能做一个青年展览，也就是有活力的。因为这个和重庆给全国的概念、印象是一致的。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天高皇帝远，一个政府力量很强的。我今年专门来过黄桷坪，确实感觉是一个特别有活力的地方。
实际上有很多的文化产业也是一样的，很多城市都是跟一个项目有关系。比如讲到法国，法国有菲雅克展览，巴黎双年展。但是我们讲到法国，我们可以想到国际戏剧节，每年7—10月份，全世界的人都去哪儿，就是一个狂欢节，所以7—8月之间就成了戏剧界的世界中心。戏剧是一个全世界的概念，但是它在某一个地域，某一个时间会有一个中心。我们考虑重庆发展的时候，恐怕也要这样，就是扬长补短来发挥它的特点，就是更多地考虑的是一个政府从宏观管理的角度为艺术体制在一个地方的生根创造条件。
杨卫：谢谢李军，加深了很多印象，把前面的发言理顺了一下。接下来请陈老师。
陈孝信：我和四川有很深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60年入川，78年离开四川，后来又不断的到四川，到重庆，有很深的关系，应该是半个四川人。也可以说在和黄桷坪实行过三同，同吃、同住、动劳动。所以关系很深，感情很深。这是我很有兴趣的一个话题。
但是我们很感慨，有三件事情想感慨一下，应该对我们以后的工作有一些启示：
第一个感慨，就是重庆曾经有过一个当代艺术馆，曾经最早投资过中国当代艺术的就是罗青义和当代艺术馆。我有一次下飞机以后，经过路边就看到当代艺术馆很大的标题，不知道罗青义何在？当代艺术馆何在？没有连续性。
第二个感慨，王林做过一个很好的展览，叫“都市人格展”，就是在黄桷坪做的。而且做过一个“都市人格的讨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非常有前瞻性的话题。“都市人格”，我们说当代艺术就和都市有密切关系，是都市的一种文化理想。
90年代王林就做过这件事。但是后来和区域经济发生过什么关系，又有什么连续性？没有连续性，只是作为一个个案挂在历史上，挂在史册上。
第三个感慨，黄桷坪产生过许多优秀的艺术家。但是这些艺术家，都走出去了，或者都是外面打造的。基本上可以说和黄桷坪和区域经济没有什么关系。我就不用举例了，罗中立和台湾的画廊有关系。基本上和区域经济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反过来我就觉得，应该是区域经济和当代艺术有什么关系？应该在当代艺术的建设当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区域经济如何在当代艺术的建设当中重新定位，这个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以前的都过去了，现在501美术馆成立了，大有作为，势头很好，但是又有多大的连续性，以后又能发展得怎么样，因为前面有一些感慨，所以后面保留一点疑问。
我就说区域经济和当代艺术有什么样的作为，怎么样重新定位？
中国当代艺术的前身是什么？中国当代艺术的前身就是“85新潮”，就是“地下艺术”，就是“流浪艺术家”，现在都到桌面上来了。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发展脉络。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就是从“85新潮”开始的。现在有的一个显学，当代艺术是中国的一个显学，我很同意这个说法。
但是当代艺术毕竟是一种文化思想，毕竟是文化战略上举轻若重的领域。我不同意把什么事情都拿到当代艺术领域里面来，例如大芬村，刚才那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如果大芬村不在艺术的范畴里面，不可能拿到当代艺术范畴、文化战略，文化理想的范畴谈这个问题，这恰恰是文化战略上的一个败笔。所以拿到当代艺术的文化战略上来，文化理想上来谈这些问题，我觉得就把整个的意义和价值消减掉了，平庸化了。要警惕平庸化，当代艺术是一种理想，当代艺术是一种文化战略。
所以，今天标题上的“当代艺术”我是非常赞成的，没有是“大众文化与区域经济”，没有这样说。他是说：“当代艺术与区域经济”。我觉得还是要谈文化理想，还是要谈文化战略，还是要谈文化意义。如果调动了区域经济，来支持一个没有文化理想，没有文化意义，没有战略高度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失败的。中国不能做这种失败的事情。
我觉得“区域经济对当代艺术做贡献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这几个问题：什么是中国的当代艺术，要把握。这个务虚会是必须务的。什么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如何去定位中国的当代艺术在世界艺术格局当中的差异性、地位、价值、意义？这是必须务虚的一个课题，连方向、目标都没有。
第二，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品格？这也是必须务虚的话题，就是我们自己要建设当代艺术，那么什么是我们自身当代艺术的品格。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品格是什么，已经弄得很糊涂、很复杂，很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非常盲目的一个话题。所以“中国当代艺术应有的品格是什么？”这是必须要思考的。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当代艺术当中盲目的学习西方，跟随西方，还是把西方不当参照系来考虑问题的时候，出现的所谓当代艺术大可值得怀疑，从文化意义上来讲的可值得怀疑。所以我们不应该继续产生这种平庸的、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甚至是垃圾的所谓的当代艺术。中国当代艺术应该树立自己应有的品格，这是第二个需要务虚的问题。
第三，如果九龙坡区，或者是黄桷坪来打造当代艺术的样板。我觉得首先要照顾特点，照顾特色，要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当代艺术领域很宽，面很宽，要有特色。
刚才有的人提出，我们是不是在黄桷坪区发展涂鸦，做一个国际涂鸦节的活动，这个可以考虑。甚至还有更加的方案，这个特色是不是还可以有其它的方案，我建议有关的部门去重新考虑，不见得就是一个涂鸦的问题，是不是在其他方面还可能会有自己的特色。
还有一个，就是区域经济应该树立当代艺术的范例、个案。我们不能做很多面面俱到的事情，但是必须有一些有说服力的个案，有说服力的范例。我觉得是可以实际去操作，去做的。谢谢！
杨卫：谢谢陈老师把批评家年会的议题提前带到西安来谈了。接下来请郑荔发言。
郑荔：刚刚各位老师已经从各个方面对我们这个课题谈论了一下，到我这儿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从我这儿，就想以媒体的角度来看。
在目前一提到中国的当代艺术，大家会很自然而然地提到中国重庆的黄桷坪，因为在哪里有比较优秀的艺术和作品。而且引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一些艺术家，都是来源于这里。可是对于我来讲，目前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重庆黄桷坪这块缺少一个艺术机构，比如画廊或者是美术馆。我想以后是否会引进国内，或者是国内比较好的艺术机构，经常举办一些展览和活动，营造一些事件。
第二，目前来说，在这里还是比较缺少有影响的活动。就像刚刚陈孝信老师说是否举行一些个案的研究，包括一些展览，就像王林老师提出来的一些青年艺术家的活动。
第三，缺少一些互动性。就是与外界的一些互动性，目前还是存在着自娱自乐的一种情况。
第四，一提到中国当代艺术是比较泛滥环境的情况下，对于我们是否能在学术深度上建立自己的学术观点，这还是比较重要的。
最后，想向我们的政府这块说一下，今天重庆这边儿的政府是如何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的，它能够为中国做些什么？或者是以什么样的角度看待中国当代艺术？
杨小彦：区域经济我也不太熟，不可能像孙博士那样早上上网看一下就可以谈区域经济。“当代艺术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我想讲几点：
第一点，刚才陈孝信讲得很好。从一般意义上来讲，艺术如果做一个产业，可以叫做“名声经济”范围。艺术之所以在二十一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成为一个重要的亮点，就是因为二十一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发展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换方式，就是名声和经济的交换。就是“象征交换”。象征交换的意思，我们今天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附加值。其实背后还是名声问题，就是名声可以换钱，当代艺术可以换钱，是因为当代艺术今天拥有了巨大的名声。当然名胜是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是会遇到一些挫折的，最早在圆明园做流浪，从流浪汉，盲流，公安局到处赶，这是历史的发展，不能怪罪任何人，本身就一个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