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名声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我知道黄桷坪就不知道九龙坡，知道黄桷坪有个四川美院，所以我很感慨提出保卫四川美院，我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只有重庆在这个会议上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叫做“保卫四川美院”，甚至是“保卫油画系”。因为在广州是不可能提出“保卫广州美院”在北京也不能提出“保卫中国美院”，在西安也不会提出“保卫西安美院”，这一点很欣慰。还是名声，因为四川油画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油画的重要现象，在北京不断的开会，如果没有这个名声政府也不会保护，如果没有名声谁都保护不了你，所以还是要先获得名声，再获取保护。
所以当代艺术也好，区域经济也好，九龙坡要发展区域文化创意还是名声。当然名声如何创意，如何创作，如何维持，如何发扬，这里面有一套规律，不是今天可以讲得完的。
第二点，讲大区域经济，讲到创意，涉及到城市规划。这就是我可以有点发言权的话题。因为10月17号我在顺德，五个大学召开的一个“旧城更新改造研讨会”，因为这十年来我们的政府已经拆了太多了东西，拆不掉的是因为没有钱。
我写过一篇文章讲平遥，50年代以后平遥准备三次拆掉，没有拆成是因为没有钱。后来同济大学建筑学院的阮仪三教授找了一个事，经过他的奔走，让平遥成为世界文化保护基地，就是因为有钱。为什么？因为这十年来我们的政府和官员，他们在贯彻一种非常简单的城市规划模式。我给了一个简单的名字叫“剃刀式管理”。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的领导，或者是城市的管理者非常希望看到一个类似于青春小白脸的城市，把脸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整个街区干干净净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大学城都不愿意去。所有没有进过广州大学城的人，我请了专家来广州大学城，他自己开车，起码要走一个小时。进了大学城就是进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到处找不到地方，然后也不许批评，批评是禁区，就是一个典型的青春小白脸剃刀式管理的模式产物。
大学城从住的地方，到上课的地方走路基本要走30分钟。所以我刚才很欣慰，前几位发言说保护黄桷坪就是保护原生态，其实城市规划也要有无微不至的，如果把剃刀式管理一贯彻，把黄桷坪刷新，做涂鸦是很好的事，但是涂鸦一规范化，标准化涂鸦又是另类的剃刀式管理，我想黄桷坪就可能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就是“城市同质化现象”，就是城市越来越一样了。
我看到西安有很多仿古建筑，有点特点，我们全国的城市越来越一样，黄桷坪之所以不一样，就是因为政府英明，也是还没有进入规划，所以没有拆掉，所以黄桷坪就是一片混乱而又原生态的状态。所以我个人认为城市规划应该有可为，有不可为。不可为会产生更大的效应。当然今天我很欣慰知道各级政府，包括在广东生活的都开始意识到不能拆了，其实也拆的差不多了。所以城市管理规划和区域经济肯定是有关系的。我们要给人们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性格，什么样的街区，才能够有一个更好地发展。
这里面还涉及大当代艺术的品格，我有一个归纳，就是社会学的概念，就是波希米亚。你看西方现代艺术，我们不想如何评价，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从街区的波希米亚生活方式发展出来的。艺术界的波希米亚风气特别浓，所以才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可悲的是中央工艺美院被清华大学合并，唯一得到好处的是那些老头子忽然变成博士导师，然后开始出现“绘画的博士”，这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一个学术笑话，中国既然还有绘画博士。所以我对陈丹青的辞职有着强烈不同的看法，社会舆论好像一边倒，我认为油画就不能有博士，博士学位就是外语，因为涉及到阅读量，涉及到资料的检索。清华大学一开博士，这个头衔，中央美院跟着上，中国美院跟着上。我在杭州和曹教授聊天，说：你是哈佛博士，从英国回来的，你怎么看这个博士？他说：那是领导的问题，我们不谈。
我觉得今天在座有好几个博士，我坦率地说一说博士很不好意思，今天在中国博士等于垃圾，很快连博士后都成为学位了。在北美博士后意味着找不到工作，你要到的几年博士后，对我们来讲，就是找不到工作只好做博士后。今天博士后开始成为一个学位要求，中山大学的要求是博士进来先到两年博士后。刚进来的年轻老师跟我说，他说：杨老师你放心，以后我首先当博导，因为我首先有博士后。就是中国的情况很奇怪，也是一种剃刀式的管理。
第三点，讲到软件优势。我觉得一个区域发展还是和人才有关系，四川美院就是一个人才库，如果把人才赶走了，就只有硬件的存在，就发展不起来了。
最后，广东有一句话叫“前店后厂”。珠三角是厂，长三角是店。有点“后厂前店”，店全在沿海，重庆就成了一个生产区。所以放在区域开发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让厂也多一点店，这个问题大概涉及到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就是如果重庆市政府，或者是黄桷坪政府带头做一个当代艺术的作品，这个店才可能出现，当然我这个提法可能有点不切实际。
其实也有一点根据，1995年刘春华油画，他文革时候最有名的油画，是画毛主席的，拍卖价500万，这个操作是广东操作的。由广州市建行出钱送给当时的中国建行行长王岐山，他现在是副总理了。这张画就要挂在中国建行北京办公室的会议厅里面。当时广州建行操作这个事的时候，银行内部一片非议，500万买一张油画，凭什么呢？到今天建行的人员没有这样的说法，大家都很高兴，如果拿到嘉德和保利肯定会很高，达到3000万也有可能。
于长江：我实际上是做社会学的。刚才你说的那个部分我本来也想发挥一下。我想先谈一谈另外一个话题。关于现代艺术和区域经济，我觉得我们刚才谈了很多问题，有一个主题就是“艺术如何发展”的问题。但是我想，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它面向社会，可能更多的不是为了某个领域的发展，这个不是他的终极目标，政府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城市的发展。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经常做政府研究的项目，实际上政府支持一件事，反对一件事。其实它的手段和方式也是很有限的。他也就这么几招，比如在城市建设可以说很多理念，但最后落实大政府那儿就是用规划的方式，然后规划都是很具体的条例。那么其它方面就是资金问题。政府做事，有时候学术界就感觉老是盯着硬件，总是盯着空间安排，为什么老要搞来搞去，最后都搞成房地产了。因为事实如此，因为政府有资金，政府能管的就是地方，这个地方是开发什么的，那个地方开发什么的。就是一定要落实到实际空间资金领域的运作上。
现在我们正在帮深圳做文化产业办公室，帮他们做文化产业规划。但是文化产业规划，最后也要落实到空间规划上面。我们严格地说，文化产业在我们的理念当中就不是一个空间规划的东西。但是政府规律，文化产业办公室要求哪怕你粗略的有一个，就是在哪儿发展，说不好听就是到底拆哪条街，建哪条街，一定要落实空间上。
我们现在谈区域经济发展，我们谈得比较多的是“艺术产业化”的概念，是艺术怎么样经济化、产业化的问题。比如从低端大芬村的问题，因为它就在深圳。我们谈的是艺术的产业化，那么从低端的大芬村模式，到高端的金融化问题，产业化问题，共谋等等问题。
其实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从社会角度看，有一个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产业的艺术化。从城市发展、区域发展这个角度谈，其实一个是艺术本身如何通过产业化，不管是用大芬村的劳动密集型的方式，还有用高端的金融方式造艺术，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比如深圳的文化产业发展。我们很大程度上要关心的是现有产业，或者是社会生活如何艺术化。上次在深圳的一个会议上，我做了一个关于“城市化与艺术化”的问题，实际上有一个现有产业，就是除了艺术本身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在现有产业，甚至现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中发现艺术点，要把这些点艺术化，这样才是现代艺术和区域经济的关系。现在用的是经济，我们的专业更多的是用的“区域发展”，而不是经济问题。就是怎么样在众多产业当中，哪怕和艺术无关的产业当中，发现艺术点，通过现代艺术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促进社会生活的优化。特别是最近的金融危机导致珠三角一片恐慌，每天都有很多企业倒闭，在这么一个情况下，通过产业研究，产业转型，我们发现凡是产业中含有现代艺术因素多的，或者是产业链条中含有现代艺术链条因素多的那个环节，往往能够对抗产业转型，金融风暴最强的。而不含有艺术成份的，纯粹制造业的，完全没有艺术成份的，往往就是抵御各种经济危机比较差的。大量倒闭的都是纯粹为生产而生产的行业，只有这个行业含有某种现代艺术因素，比如有一些设计单位。比如生产这个鞋，它有最基本的生产环节，同时也有设计环节，也销售环节。那么销售环节也有艺术和和非艺术化的环节。这个环节当中我们看到凡是比较高端的环节，肯定是吸收了很多现代艺术的成份，这样的东西，在产业发展上就更强悍，更有韧性。事实上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但在国际经济中，为什么我们的地位不是很强悍，很强硬。就是因为我们的环节都是低端的生产环节。而从艺术化来看，低端的环节都是艺术因素少，高端的像设计，销售，这一部分艺术的成份就多一些。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
比如品牌化，高档化等等，其实这里面都有现代艺术的成份，我就想强调一点，我们在建构一个城市发展的时候，就是产业和城市生活的艺术化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从一个城市，我再回到刚才咱们前面谈到的，就是关于城市。中国城市发展存在着大量的误区，可以在深圳的学术界，政界内部都激烈的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城市发展理念上，有很多默认的，大家习以为常的误区，是非常严重的。比如具体到川美周边的环境，实际上我想说得更直白一点，比如这个城市脏、乱、差这个东西，脏、乱、差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要做一个问题提出来，不能默认就是不好。在深圳最激烈的就是城中村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焦点。表明上好像是争论具体区域旧城改造的问题，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规划。实际上背后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不是说大家喜欢脏、乱、差。而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脏、乱、差这样的地方，本身也是城市丰富性的一部分。就好像一个人的性格有点毛病，这个人是更好，更有魅力的。属于一点毛病都没有的人，我相信是很乏味的。
这个方面，其实在发达国家中的城市发展中这个问题早就反思、早就解决了。可是我们现在还在争论。
比如前两年60年代米过出的书，关于大城市的生于死，就是一个城市要有创意，要发展得好，必须是功能重叠的，必须是混杂的，必须是杂居的，穷人、富人要住在一起，功能也是多样性的。可是我们中国的城市走到了城市化和工业化混为一谈，城市化和开发区混为一谈，所以我们一搞城市化就搞开发区，就变成工业园。就形成什么呢？
一个城市区域白天车水马龙，到晚上一片死寂，从城市本身空间利用上来说，是巨大的浪费，实际上是毁灭了城市的创造性。就是功能是复合型的，甚至是一天24小时要当25个小时。就是功能要混杂，人员要混杂，产业要混杂，这些东西在发达国家中早就已经解决了，已经不是问题了。所以由于我们的信息各方面的原因，很多东西都是默认的。
那么不管是建设艺术区的角度，建设好的城市的角度，一定要从它的多样性，维持它的基本的差异性，异质性，没有异质性恨不得制作异质性，有异质性要保护它。
说一个笑话，我一个学生带了一个学生，他实际上是学兽医，跟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就问我选不选，当时我们都不选，觉得太远了。后来我觉得他不仅是兽医，还搞股票，不拿家里的钱，一直靠股票为生。特别我想有时候我身体也会出现状况，他可能也会急救一下，我就收下他了。
后来就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有一次我说：你学兽医，兽医里面有中医吗？他说：有，有中兽医。我说：你能不能看我这几天不舒服，他一看我手，按照兽医来说，中医和兽医都一样，是肝不好。后来我说：你给我号号脉吧。他说：不行。因为兽医号脉和人号脉不是一个地方，兽医号脉是尾巴，人没有尾巴。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要从专业学科角度来说，这是跨度很大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受到了巨大的启发。就是在城市建设方面，城市规划方面，就是我们说的创新型，实际上创新，靠一个创新园区是不可能创新的。我们可以搞创新园区，但是指着它创新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创新肯定是蕴藏在社会生活中的创新。这个在深圳、珠三角我们有大量的经验、教训。包括深圳也有创业园，我前两天还主持了创业论坛。我觉得很多最后沦为物业，这些有很多教训，可以看。谢谢！
杨卫：谢谢于长江做了很多参考性的意见。
邹跃进：上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我只能是发挥一下。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代艺术与区域经济”的讨论是有很多前提的，特别是具体到黄桷坪，首先是保卫四川美院，然后涉及到城市发展的问题。这些都是它的一些前提。
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讨论黄桷坪，这次我在上海多伦美术馆，参加一个研讨，就是一个搞投资，他是一号地有一个地方看都没看，就把钱投过去了，买下来，说要做画廊。说：你认识多少艺术家。他说：我只认识一个，就是那天租那个地方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艺术家。就是受那个艺术家的影响。
我的意思是想，就是798这块地方，或者是围绕798这块地方具有的魅力和90年代初期海口卖汽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没有看到地就首先把地给买下来。我的意思，就是798的魅力，或者是吸收资金的能力，如果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有没有可能被黄桷坪所实现。最后也是没有看到黄桷坪的地方，就知道有一个空间，就租下来做画廊。如果到这一步的，我想黄桷坪就很成功了，这是我的一个想象。
我基本上同意王林的一个看法，就是重庆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青年艺术家，就是从罗中立开始到今天，重庆在当代艺术占领最重要的位置就是一代一代艺术家不断的出现，也就是不断的向全中国，向北京，向上海输送当代艺术家，并且是年轻的当代艺术。所以刚才说厂和店，就是现在的问题厂已经有了，生产基地已经有了，怎么转换成“店”？
我想这就是刚才李军谈到的制度问题，就是机制问题。就是要上它内部形成一种机制，使它转换成为一个店。比如王林说的“青年艺术节”，这个就非常好，青年艺术双年展吸引全世界的艺术家。最后中央美院毕业的可能大三就去黄桷坪租房子，准备到黄桷坪发展。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推出青年艺术家的地方，我觉得王林这个想法，绝对是未来黄桷坪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是一个重要的创意。
我想了一下，我们从“盲流艺术家”，比如从圆明园到宋庄，以及上海，包括深圳，特别是北京的发展，其实艺术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交流。这个交流就是学术的交流。也就是说艺术家是过精神生活的，圆明园之所以当时集聚了一些艺术家的原因，就是旁边有一个北大。这个北大很重要，而同时北大又是一个学术交流，包括圆明园和西方的交流都是很重要的。那么要创造的另一个东西，我觉得黄桷坪要把青年艺术家，当代青年艺术家的生产，甚至是市场把它做起来的话，可能要发展的就是一个学术交流，展览交流，文化交流等等方面，交流是使青年艺术家能留在那里，并且愿意在那里发展，这个就很关键，就需要体制的建构，比如相应的学术的建构，或者是展览，包括画廊、传媒各个方面的配合。
我现在的想法很同意王林的看法，就是以青年艺术家为中心，来建构黄桷坪的艺术形态。就谈这些，节约时间。谢谢！
杨卫：谢谢邹跃进强化了青年艺术家展览的方案，也是最可行的方案。最后请朱老师梳理。
朱青生：不需要我梳理，因为政府的领导梳理能力大大强过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位学者。我还是想讲一个具体问题，我今天才知道四川美院要从黄桷坪搬出去，这个事情使我所做的所有的思考都变成一种忧虑。为什么？
因为我目前正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七天以后中央美术学院将要进行九十周年校庆，在九十周年校庆上有一个国际讨论会，题目是“美术学院的历史与问题”。在这次讨论会上，因为讨论会是由我做学术主持，所以我们请了欧洲、西方，以及中国国内的许多专家来讨论一个艺术学院遭遇了问题以后，如何办？
本来这个问题是和黄桷坪的问题相关的，因为黄桷坪之所以是黄桷坪，是因为它是四川美术学院所在地。你们的区长和各位局长来到这里，找我们，也是因为有四川美院在那儿，因此才把它作为政府工作中的一部分，来和我们这些专家讨论问题。不管怎么样能不能保卫四川美院，或者是把四川美院部分，全部的扣在黄桷坪，使它能够生根、继续发展，这是你们要考虑的问题。
我现在就想就美术学院的问题谈两点：
第一，美术学院，我们在中央美院讨论的问题是“当美术学院作为一个传统艺术发展的教育机构，遇到了当代艺术，而当代艺术是不可教的。”今天早上，我们这些已经是当代艺术的学者，在早晨集合的时候，就出现了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九点钟集合的时候，只有四人到场，有一人还是勉强到场。之所以这样就反应了当代艺术的特色，就是反组织、反纪律。如果这样，我们如何在艺术学院里来教。但是现在绝大多数当代艺术家都是出生于艺术学院，我本人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而且也教过书。因此我们对艺术学院的制度和当代艺术性质之间的矛盾，就做了这次讨论会的主题。
这个主题到底怎么样讨论，不在这里说。但是我想和九龙坡有关的地方是，九龙坡规划中有两样事情是保护地方，发展旅游和引进当代艺术，发展当代艺术这两件事。实际上这两件事是不相容的，互相之间是抵消的。保护地方文化有点像办传统的艺术学院，引进当代艺术实际上就是反传统。
反传统和保护传统在一起怎么办？这就是这次中央美院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我想也是当代的一个大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讨论会之间，实际上在导言中声明了一点，就是我现在要说的第二点。
我们说这次的学术讨论会，我们有意识地不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术传统遭遇了这样的矛盾之外，其实还有美术学院的第二个转型，就是美术学院应该转移成对国际名声，也就是对区域经济有实际作用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另外一种转变，跟我们将的和当代艺术的转变无关。是一个什么转变呢？
实际上这个转变在十九世纪末期就发生了，就是在英国发生了“手工美术运动”。一开始的时候莫瑞斯这个人，想把老百姓的发展，就是你们刚才提到的脏、乱、差的感觉带回生产工业来，但是现代化的步伐使他的理想破灭了。因为莫瑞斯自己画墙纸，他认为要让老百姓都来画墙纸，生活成为艺术化，但是后来他所谓的墙纸已经成为了艺术品，只有富裕的人才能买，而老百姓喜欢的是最媚俗的产品。
后来德国开始进行第二次改造，就是包豪斯，他说要让老百姓过日子，怎么样过？就是要让工业可以让他们得到最便宜的产品，这个产品又是精心设计的。因此我们的艺术学院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让培养出来的人在国际名声之中起作用，能够进入生产，因此区域经济和艺术学院的关系，或者和当代艺术的关系，实际上就变为这样的关系，就是区域能不能提供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能够使艺术学院的教学沿着这种方式转化为产业。如果这个方式能够完成，这个区域经济就会得益于艺术学院所在的地区，或者是结构性的转换成艺术产业，转换成创意产业，转换成区域的发展。
我认为所谓全厂扣店，其实黄桷坪一直是一个厂，他的店不是在那儿开，即使开有没有买主，要有一个适口。这个适口其实在北京。四川主要成功的艺术家几乎都在北京有他的工作室，更有他代表性的画廊。他不会回到黄桷坪去卖他的画。
比如最近这批艺术家，又把自己的作品放在了佩斯画廊，而佩斯画廊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名的画廊，就还在798，这个店已经开在这儿了，现在的交通很方便，人员流动很快，他的厂就设在黄桷坪，吃的是你这儿的营养，但是卖是在别的地方。这个方法应该合理运用，刚才我的同事们讲是不是在黄桷坪开店，我心里讲应该在黄桷坪收艺术家的税，让你把店开在北京，你不是照样发展你的区域经济吗？生产在哪儿，交税就在哪儿。他的画在那儿卖，他的户口在那儿就收他的所得税，你根本不用开店，照样让他涮火锅，给他提供娱乐性的装置。
要换一个方法想，不要说把店开在哪儿，而是税收在哪儿。但最重要的问题是黄桷坪和宋庄共同遭遇的问题，就是当代艺术是靠不住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既是现代化的结果，也是现代化的动力，但是它的谁涨谁落，它的变化、泡沫就像焰火一样会绚烂于星空，但是瞬间有可能归于寂灭和沉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之下，我们还是要考虑要让艺术的设计借助当代艺术的创意性转换成可生产的产业链。
在四川的黄桷坪实际上是一个改造旧美院的教学体制和学科设置的问题。而在宋庄，实际上是一个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新创业的问题。因为在北京由于清华合并了中央工艺美院，使得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留下了一个机会，就是怎么让设计学院，中央设计学院诞生，进行一种新的教学模式，而使艺术学院成功地转化为社会财富的转化。这就是我们要讨论艺术学院问题的另外一个方向。谢谢！
杨卫：谢谢朱老师树立了一个更大的结构，而且提供了一些很新的思路。
陈孝信：说一个不相关的问题，如果黄桷坪提出保卫那几个烟囱的话，举双手赞成，那个地标性的建筑应该保护，除了保卫四川美院之外，我倡议保卫那几个烟囱。
谢维娅：我补充一下，各位专家提到了保卫四川美院，也提到了保卫烟囱的问题，实际上由于时间的原因，具体的事情都没有和大家汇报。在我们差不多十个月的资源调查和资源整合，关键是优势资源的整合，以及本地已经有的大工业的一些资源怎么保留，我们都做了思考，在我们的产业规划里面，我们已经提出当2012年电厂会搬出黄桷坪，我们已经向市委提出来，要留给我们工业遗址公园，把当代艺术和文化这块做进去，做一个旅游资源，市民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互动，现在政府也在高度公式这个问题，区里边也向市里边做了一些报告。市区两级对黄桷坪这个地方高度关注，今年黄桷坪艺术园区这个项目进入了市政府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人大、两会。所以，我们才从重庆到这里来和各位专家探讨黄桷坪的发展，我就补充这么一点。
杨卫：我主持会议，最后我想说两句，因为“当代艺术与区域经济”，打一个比方就好比是庙和菩萨的关系。过去黄桷坪，九龙坡区是既有庙也有菩萨，现在是把菩萨放走了，当然庙也不复存在了。现在最耽误之急，我们今天看这个会，是打造一个更好的庙，当务之急肯定是要把菩萨重新请回去，甚至是请更好的菩萨。
打一个比方，如果这样的会议，今天很难得，美术界的权威们来了很多，像这么高端的会议，每一年能够在黄桷坪周期性的一年一届，也是一个项目。而且能聚得这么齐，的确是能带来很多周边的一些影响。
第二点，我非常赞同王林的意见，就是青年艺术节。当然这个艺术节的外围，我曾经跟刘浪也提到过，可能不仅仅只是当代艺术，因为黄桷坪这一块还有别的生态。据我所知很多搞实验电影导演的片子都是取材于黄桷坪这一带。可以在黄桷坪建立一个“实验艺术节”，甚至也可以像“城市民谣”这样的，一些关于城市生活当中过去鲜为人知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过去被排挤、被边缘化的东西。现在只是当代艺术浮出水面，但是实际上跟它相关联的形态并没有，甚至没有形式节日。如果能在黄桷坪能形成周期性的实验电影节，就拿到黄桷坪来办。然后城市民谣节，如果能在黄桷坪实现，就是一个全国性的品牌。
当时黄燎原搞摇滚节都是自己搞，很难，现在搞几届都是很顺利了，越来越顺利。任何节日都是这样的，像宋庄艺术节也一样，都是很艰难，那么慢慢地做到了几届以后，自然会吸引菩萨过来。就是我们现在要把吸引人的地方树起来，就像地标一样，这些东西是吸引人的东西。
今天因为临时决定把所有的会开在上午结束。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有畅所欲言，就等待下一次的会议。
王林：我补充一句。其实我真正期待的是黄桷坪成为国际青年艺术狂欢节。
邹跃进：中老年也可以参加。
戎蓉：我们还有一位女士来晚了一点，是文广局产业处的杨处长。她九点钟就来了，因为那边还有一个签约，所以她又赶过来了，应该说市区政府对文化产业这一块的发展是非常重视的。今天开场的时候就说了，之所以把论坛放在西安，就是想借这个平台把各路的专家都请到一起，最初实际上当刘浪说：在西博会上弄一个论坛的时候，当时我还有点想法。因为谈的是黄桷坪，九龙坡区的文化产业发展，要放到西安来做，也就是一刹那的时间，我觉得现在讲开放，这也是一种创意，我们重庆的，九龙坡的发展，当代艺术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把它放在了西安，也体现了我们的一种开放精神。
实际上组织这个论坛，也就是向各位专家来问计求策的，今天在整个论坛当中我都处在兴奋的状态。我记了很多笔记，我觉得在论坛当中有很多关键词。提的很多就是我们创作生态的问题，政策的问题，还有发展基金的问题。对我们原创的源泉，就是青年艺术家的支持、扶持，让他们能够成长壮大的问题。还有就是异质化，或者是差异化发展的问题，我觉得谈得非常好。
实际上这些问题，在前期的工作当中我们都在做，但是有一些事情，通过今天的论坛，让我们更加清醒。我表一个态，我是很希望每年像这样的高端论坛都能够在黄桷坪，在九龙坡，能够和大家相约，我期待着，谢谢！
杨卫：最后放一个片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