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年，离我大学毕业还有一年的时间。除了谈恋爱，我还忙着编辑和出版地下诗集。我的文学青年的生涯大部分是在深圳度过的，我在此写下了我这辈子为数不多的诗篇。那一年这个城市刚刚出现酒吧这种新鲜事物（红岭路的公爵，也许是深圳的第一间酒吧），跟以前一直风行的夜总会不同，它更自由，更放松，也更容易发展新 的人际关系。蛇口码头的外轮开始输入大量的墨西哥啤酒Sol和Corona, 那时全中国也就深圳可以喝到这样的啤酒。就在这个城市的生活方式悄悄起改变的时候，邓小平再次回到他亲手缔造的经济特区，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
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歌曾这样唱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7) 歌中的两个年份，不仅是深圳的重要历史节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里程碑。在深圳大剧院的十字路口上长期竖着一张宣传画，上面不仅画着邓慈祥睿智的脸， 还写着他著名的警句。他是深圳人的精神之父，因为他超卓的政治智慧和经济思想，这个城市得以收获今天的成就。在他去世后，宣传画下搭起了花坛，成为人们表达感恩和追念的一块神圣之地。
不知是何种历史因由，令这位领袖人物多次选择了深圳，在权力中央的激荡中发出他的最强音。在他1992年的 南方之旅后，深圳再次被注入强大的动力，从初期通过加工制造业完成的原始积累开始步入一股牵动全国的新经济运动，房地产和服务业崛地而起，造城热开始到处 蔓延。在深圳肇始的这场新经济运动，很快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从一个政治型的社会进入一个全面消费的商业社会（这点变化在传媒产业上的表现尤为明显：一些原本是宣传喉舌的报纸，也开始出现大量商业广告，并且在内容上主动寻找读者的趣味，为消费主义推波助澜）。
1996年，一 个荷兰人的巍峨身影出现在深圳及其周边城市。他带领一帮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学生在这里从事一项研究项目，最后发明了一个新的术语来概括这些城市的特 点：COED(City of Exacerbated Difference，加剧差异的城市)(8) 。当Wired杂志问他从这些城市学习到什么时，他说，“在这些地方，新建设不仅是每日常事，也是每日乐事……我们研究了在这里设计一幢建筑平均所需的时 间及人力，结果发现，我们所到之处，一幢40层高的建筑，3个人和3台电脑花10天时间就完成了设计方案。有些建筑的设计只需两天就完成。”(9) 这种对欧洲人来说不可思议的速度正是所谓造城热的典型症候。
那时的深圳正是各种断章取义式的欧陆建筑风格盛行的时候。他目睹这种拙劣的模仿，但也发现它们在分层和密度上出现与欧洲不同的处理方法，并深信这种大量存在 的现实的合理性。他在这里找到了一种新的感觉，并通过展览和出版物向全世界分享了他的新发现。有意思的是，这次对珠三角城市的研究直接引发了他后来对北京 CCTV新总部大楼设计竞赛的兴趣，在夺得CCTV项目并成功完成后，今天他的建筑事务所又接下了深圳的两个大型项目（深交所和水晶岛）：十多年后，他从 一个观察者变成了一个建设者。
他的名字叫Rem Koolhaas。他对珠三角的发现后来被人们称之为亚洲社会特有的“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当我第一次看到那本厚达722页的哈佛研究报告时，那已经是2001年了。这本书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理解我曾求学、生活和工作 的城市，它令我变成一个无法遏止的城市研究爱好者。而这个城市的造城热，至今仍在继续。
参展作品
【编辑：张明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