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各大艺术区在2009年底遭遇到一场声势浩大的拆迁运动，这与其数年前一片繁荣的景象恍如隔世。与此同时，艺术区抗强拆的维权活动也拉开帷幕。
随着2008年底金融危机的到来，艺术市场的“黄金三年”遭受重创，当代艺术品价格暴跌，画廊和拍卖市场急剧萎缩，这也直接影响了艺术家的销售收入。2009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的“多米诺”效应再一次袭击艺术区，即基层政府采取“卖地保八”政策，要对北京东北五环的大片艺术区收回“储地”，一方面提前“储地”可以节省以后不断高涨的拆迁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将地拿在手里随时抛售新“地王”。
由于大部分艺术区的工作室租赁合同都未到期，在搬迁经济补偿未达成协议之际，开发商开始实施强拆，动用“黑社会”挑衅滋事，深夜使用推土机和钻机强拆，甚至制造流血事件。而艺术家一方开始组织上访、诉诸法庭、值夜联防，并以巡回艺术展的名义串联各艺术区，通过网络呼吁各艺术区的艺术家联合起来，声援艺术区的维权。
艺术区维权事实上不同于全国各地著名的“自焚”、燃烧瓶大战等强拆事件。首先，艺术区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居区，不同于全国被强拆的单户人家；其次，被强拆的单户维权，其目标仅限于“利益自保”，但艺术区维权已经具有“串联”性的群体抗拆的政治性质，有一部分艺术家主张更高的社会诉求，甚至可能的话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公民运动。
艺术区维权的主要后果导致了近二十年没有出现过未经批准油形的北京caj出现了抗议性油形。在警方和政府的干预下，黑社会嫌犯被迅速抓捕，维权的艺术群体被许诺给与更多的拆迁赔偿。但与此同时，维权群体内部突然开始分裂，一方指责对方将维权升级为政治事件；另一方则批评以赔偿为诉求的“经济维权”是一种非政治的“和谐维权”，不仅在现有的体制模式下困境重重，还使维权停留在没有公共诉求的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利益自保”，维权也丧失了公民社会的道义诉求。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使得艺术区维权走入一个现实困境。这个困境跟全国所有强拆事件是一样的：理论上，公民权利受侵害有合法申诉渠道，可以上访、法院起诉、寻求警察保护，但在基层政权的官僚主义甚至官商黑联合体的黑幕下，这些合法通道基本上被堵住了。个人抗强拆，敌不过强大的黑社会暴力；形成群体性的抗强拆，就有非法组织之嫌；在前期开发商和黑社会寻衅滋事期间，地方警察一般只是作居间调解的“维持会”；只有上升为流血事件，中央和省级政权及媒体才会加以重视，并迅速解决。
这使得目前中国的底层强拆维权身处一个“四面楚歌”的政治绝境：合法通道如同鬼门关，个人抗暴寡不敌众，民间结社非法，社会呼吁没有话语权。其最后的抵抗也只能“背水一战”，以血拼血，甚至比楚霸王“自刎”上升到更悲壮的“自焚”。只有成为重大事件才赢得媒体的话语关注权，从而暴露出目前中国基层政权的危机处理机制存在重大缺陷，这甚至不是一种行政缺陷，而是一种政治缺陷。
北京艺术区维权最后走向流血和油形事件，整个发生过程和维权困境基本上跟全国强拆事件如出一辙。艺术区维权一开始走“和谐维权”路线，即上访、诉诸法律；甚至利用当代艺术巡回展活动的形式，进行松散的民间“结盟”。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如同全国各地都在上演的过程“失控”，到乡政府上访不断受到冷遇，开发商雇用的黑社会开始不断上门挑衅，地区警察前期一直诡异的“不主动作为”，扮演维持会角色。直到流血事件发生，多名艺术家被打成重伤，一夜之间政府突然雷厉风行：区长亲自到场警察从天而降拘捕十八人，承诺追加赔偿，增加保护措施。
但此刻失控的情势似乎还在延续，一部分激进派维权人士走上了街头，随后维权群体内部分裂，形成“和谐维权”和“激进维权”两派。艺术区维权群体的分化，反映了中国目前城市中小阶级面对的现实困境产生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态度的分化。首先，在改革导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的背景下，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公民意识和社群行为在强化，公民意识表现为一种最低限的“利益自救”的维权意识，社群行为表现为一种介于个体和政治结社之间的公民临时群体。其次，开始出现一种建立在维护私利基础上的公共诉求，这并非一种个体的利己主义，也非以前消灭私利的集体主义意识。
在此前提下，强拆维权在手段和目标诉求上，又分为“和谐维权”和“激进维权”派。“和谐维权”主张一种没有政治风险的非政治化的维权，并主要是一种以经济赔偿为直接诉求的“利益自保”，但不对政府的政策和全国的强拆现象作公共批评，不主动推动自己事件以外的公民社会诉求，是否有社会的公共建设性影响任其自然；“激进维权”则主张维权诉求不应只是“利益自保”的经济赔偿，还应该兼顾对社会不公的公共批评，有可能的话推动公民社会运动，并不排除油形等政治手段。
在某种意义上，“和谐维权”在风险效果上设想得很好，既避免了所有的风险，又得到了从经济到道义的所有报偿，但实际上反映了一部分城市中小阶级的政治幻想或“政治幼稚”。首先，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全公民社会，“维权”就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意味着法律部和行政的体系缺陷不能完全保护公民权利，才需要通过使用燃烧瓶大战、屋顶上插红旗、个人与暴徒同归于尽等政治性行为，甚至强拆“自焚”也实际上带有一种政治抗议和威胁的含义，它跟恋爱自杀或白领忧郁症自杀不是一回事。
“去政治化”的维权并不存在，“和谐维权”只是一种不与政府对抗的维权，但不是“非政治维权”。事实上，借助当代艺术巡回展进行的“结群”串联以及在网上号召大家声援和加盟维权，这已经具有一种政治性质。艺术区强拆不完全是开发商的原因，其中有政府“卖地保八”政策和基层官员的神秘因素，但“和谐维权”派一直在避免批评政府，而对黑社会严加声讨，这是为了希望政府出面主持公道促成赔偿，这事实上已经是一种“非政治的政治”。维权在现有“四面楚歌”的底层困境下，实际上已经变成一种“流血维权”。在这个现实下，激进维权实际上是一种底层的庶民主义的变体，有它的存在理由。
在艺术区的维权过程中，因为其主要的发布媒体是网络，在发布艺术区的维权宣言、计划和言论的同时，网上也就维权的社会意义、公民社会及其价值观进行了激烈争论。比如维权出现初期关于“迟到的维权”和利己主义讨论，有网友批评艺术家群体此前对全国的强拆没有什么强烈反映，直到拆到自己头上来了，才开始“迟到的维权”。但维权一开始侧重于“利益自保”，仍然不对社会不公现象进行公共诉求，属于小资产阶级维权。而一部分艺术维权人士反驳说当代公民维权首先是一种利己主义诉求，不能回到以前的集体主义。但自相矛盾的是，维权群体又不断呼吁大家无私的声援和加盟艺术区维权，就有网友反驳说，一个利己主义者却要求别人的利他主义援助，利己主义者的求助呼吁怎么得到广泛呼应。
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城市阶层对公民概念和公民社会的思考才刚刚开始，尤其是不少艺术家尚处于一个很初级的“懵懂”阶段。当然，通过维权现实和网路辩论的洗礼，事实上，一些艺术网站上的辩论逐渐取得认识“进步”，即公民群体维权是一种建立在维护私利基础上的公共诉求，一个没有公共诉求光强调利己主义的公民维权得不到广泛呼应和支持，强调公共诉求也不是回到一种文革集体主义，它是在承认私利和维护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寻求社会正义和公共利益。
中国目前地方基层逐渐形成了一个资本/权力联合体，面对一个组织严密资本强大的利益共同体，单个或者小群体的公民正在处于被各个击破的境地，但地方政府没有有效的对公民保护的危机处理机制，在此情势下，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维权的临时社群是必然的选择，当然，城市阶层在公民概念、公民政治和公共价值观等方面都处在一种不成熟的思想状态，比如艺术区维权过程中，网上经常出现“清除内奸”、“某某傻B”类似“肃反”、文革的舆论，甚至把在网上讨论维权的不同看法，说成是“五毛党”、“落井下石”等破坏维权的罪名。
这反映了一种追求舆论一律的“整风”倾向，而且很多“肃反”、“整风”、“文革”式的措辞出现在不少80后网友身上，这意味着公民文化建设有很长的路要走。公民社会首先假设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每一种行为都包含有个人的利益诉求，因此公民言论并非真理，只能是在民主的辩论中达到合理性。对中国而言，公民社会的形成将是一个很痛苦的漫长的成长过程，但这个目前的强拆正在促使每一个人开始进入公民社会的角色及意识。
北京的艺术区维权也表明了这一积极取向，当代艺术群体有公民诉求、社会批评意识以及民主意识的追求，但也出现自私自利、相互谩骂、阵营分裂等现象，但在挣扎、分化和激辩的过程中，极端的利己主义和过激的的理想主义都会慢慢失去市场，而注重维护私利和公共诉求相结合的言论共识慢慢出现，这意味着民主和公民社会在中国是可行而且必然要行的，这已经成为北京艺术区维权中的活生生的现实。
2010年3月2日
【编辑：大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