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平刚是个不招人喜欢的人，自从重新关注艺术家们以来，先后有不少人告诉我，你可别搭理他，你千万别搭理他给你自己找麻烦，你可别招惹他……我这样说不指责任何人，我了解唐平刚，以我对唐平刚四十年来的了解，我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提醒我。
刚刚跟几个朋友喝酒，谈到唐平刚，回到家就接到唐平刚电话，说是照顾他生活的小张明早要走，小张也是个画家，唐平刚租了房子，小张搭伙，两人一块儿在宋庄画画儿顺便照顾一下唐平刚生活。除了七十年代经常在他家个吃黄瓜馒头什么的，我认识他四十年来，深知该人不懂柴米油盐，加上现在病中，我没法儿想象小张走后他怎么活，在电话里，他说是要找个人帮他生炉子做饭，让我给他赶快弄点钱吃饭，我赶快电话问了各路宋庄的朋友，刚一开口，话还没说完纷纷表示没招儿，唉，看看，这世界上都是些吃不上饭的人，尤其宋庄穷人多啊！咱裆不是老说解决了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吗？咱不是使多少亿人摆脱了贫困吗？宋庄怎么这么多穷人呢？
所以只从弄钱吃饭这个角度上说他可真算是找对了人，我明天一早我得淘腾出点钱给他送去供吃饭，因为我是有钱人，我有饭吃。
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家，我知道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啃老，靠他爹妈的退休金生活，他说你别跟我再提回家的事，我死也得把这几幅画儿画完，我他妈的十多年都没现在这感觉了，我说好，冻死你算了，饿死你算了，让你画！咱国反正也解决了温饱也脱了贫，你就冻饿而死给他们丫的看看算了。
现在你差不多知道了唐平刚为什么不招人喜欢了吧？
七十年代前期，一帮北京的小孩儿迷上了画画儿，呼啦啦的一帮人骑着自行车这儿哪儿的去写生、临摹、煞有介事，一些人家里藏床底下的画册被瞒着父母偷出来大家一圈儿小脑袋围着偷偷看，琢磨，模仿。我不夸张，因为画画儿，这帮孩子中几个年龄大的都是受到公安局注意的，因为那个年代除了画工农兵其他一切都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文艺思想，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那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变天。我为跟女孩儿睡觉，被从拘留所放出来的时候其中除了一张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序曲”黑胶木唱片，被没收的还有一本毒草书忘了哪国人写的、文革前出版的“给初学画者的信”，警察叔叔说“这里这么多光屁股女人，你竟画这个，你这个小丫的能学好吗？！嗯？”。那个时候画画儿的孩子分成好几拨，有一拨有充分的安全感，他们戴着红小兵臂章，在官办的少年文化宫啊区文化馆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画毛主席，多年以后这帮人中有些成了大师，左一张毛主席歪嘴，右一张毛主席呲牙，前一张毛主席抱妞儿，后一张毛主席劈叉，前后左右都是毛主席，“现代派意识”“当代艺术”把洋人唬的一愣一愣的，都是当年画毛主席打下的深厚基础。
另外一帮孩子情况不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或者是落魄干部子弟，文革前受到过除苏联以外的一些西方的影响，文革后期小部分文化高干有了些内部发行资料，这些资料几乎是同步的介绍一些欧洲美国的文艺思潮，能接触到的人少而又少，因为它是被当作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文艺思潮被译介过来供“批判”用的，这些资料使得有机会接触的子弟们开始有了些朦胧的现代艺术概念，更早的有些人甚至为了这些“现代”丧了命，比如为了一个艺术团体“太阳纵队”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自杀，张郎郎被判了死缓，因为周恩来一句“案子破了没有？”得到的回答含混不清，因为本来就什么都没有，怎么能清的了？周的一句“留下活口”他才得以活到今天。
这个六十年代萌芽，七十年代被悄悄普及的的文化现象非常复杂，那个时候的“地下”即不意味着荣誉也不意味着招徕粉丝，只有风险，不像今天天恨不能把“地下”贴脑门儿上，要说清楚这个，我得用另外一个篇幅，在这儿不多说了，让我回来说唐平刚。
当年在我们这批画画儿的小孩当中，有个约定俗成，我们那时给自己定下规矩，谁都先不碰颜色，据我所知在我们一起画画的这帮孩子里唐平刚是第一个“碰”了颜色的，为此他遭到了不少嘲笑，我们都说他是能力不行画不了素描了，忍不住了，开始玩玄的了。
不久，我被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吸引，放弃了画画儿，变成了不良少年，一九七四年，我最后一次出事儿以后，我在这帮孩子里彻底失踪了，再见唐平刚是七年以后，这七年我一直在西北，我经过了插队，当兵，再见他的时候我风尘仆仆脸上带着两块高原红，靠，老子回来了！那时穿着军装，吓了他一跳，眨巴着小眼儿看半天，总算看出了不是来找他算帐的警察。从他哪儿得知李爽还在画画儿，严力也还在画画儿，谢亚丽也在画画儿，彭刚在背英汉字典，据说背下一页撕掉一页，直到把一本字典撕光，反正一些人变了一些人没变，××上了大学，××成了电影演员，马德升跟另外一帮人弄了油印地下刊物叫“今天”等等，这个时期我再看到唐平刚的画，让我吃惊，他的画简洁用色大胆，想象力奇诡，笔触随意但是极富装饰性，想起他当年的素描，我实在无法比照。
后来我复员回来被复转军人安置办分配到烤鸭店扫地谋生，开始写小说，陆续跟唐平刚喝过几次酒，来往稀疏，各忙各的。八九年我应邀去西柏林自由大学讲学又是几年不见，三年以后我回来，一个冬天，唐平刚来我家，他走后我就再也找不到我刚刚收到的圣诞礼物——整盒装潢非常漂亮的CD唱片，我记得都是巴赫和斯特拉文斯基，那时原装CD唱片尚不多见，即使在联邦德国也是比较贵重的礼物，我知道这唱片没有再回来的可能了，那时候打口带还没有，刚刚结束了磁带录音机时代。直到前几个星期，我在宋庄问起他唱片，他居然恬不知耻地说，咱不说这唱片的事了，成吗？
后来他有机会成了个一次性电影演员，在张元的记录故事片《北京杂种》里演一个北京的杂种，在电影里，他不是出演，他就是那么活得。
徐星（先锋派作家、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获得者）
【编辑：大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