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业当代艺术资讯平台
搜索

朱青生:《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的编辑方针

来源:99艺术网专稿 2010-03-30

  2007~2009卷在2006卷调整的基础上继续做了如下调整

 

  专题研究只针对相关专题的事实进行综述,而把与此主题相关理 论和讨论集中在理论综述之中。理论综述在方法上作了重大改变, 不再以语录集锦附加编者按的方式集中呈示各个理论主题,而是通过编辑的阅读,对主题相关的所有重要文本分析、归纳,然后写入 综述,为了减少对原义的误读,各家意见主要部分均做完整引用, 注明出处。

 

  大事记进一步精简,从原来平均每月记录20件事减少到一年统 共记录80件左右,以示其意义的确比一般的日志所及重大。虽然已 经动用统计学客观衡量和编辑委员会全体民主选择、反复斟酌相结合的遴选大事记的做法,但是由于编辑的见识局限,又免不了本位 立场的干扰,所以这一件工作有待从方法上提高。目前,巫鸿教授已经把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出版英文《中国现代艺术文献集》所附“大事记”交由“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承担编制,年鉴编辑工作组收集了到目前为止所有坊间、业界编成的同类大事记,详 加对勘,核对出处,希望借此总结经验,改进方法,在编制2008年 大事记时,再有所提高。

 

  其他工作均依《2006卷编辑方案》。

 

  2006卷编辑方案

 

  2006卷继续沿用2005卷的编辑方针。有所调整之处陈述如下

 

  2005年卷设置了一些研究性专题,但是由于时间迫近无以完成 深化的研究,2006卷专题报告不再设置编者的专题研究,而是编 者和特约编辑进行的问题与情况整理。由于《中国当代艺术年鉴》 的客观性和文献性,所以我们在问题与情况的整理中一般不侧重专门的研究,只是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整理和汇集相关专题的文本(客观记载)。但是年鉴的容量和方向决定了“只记录变量不记录常量”,所以在用年表日志和大事记记载信息之外,对于另外两种 信息以专题报告的形式补充。第一种重要的活动和事件,大事记不 足以揭示全部状况,所以列为专题;第二种,传统的、流行的艺术分类,虽然其中的部分情况已经记录,但是还是按照这个类型做一 个调查报告。或者有些常量现象(与以前年鉴记录相比较,没有发 生变化,先对处于延续状态的艺术现象)虽然不在本年鉴中记录整 理,但是却与年鉴中问题形成结构性关系,也用专题报告补充。

 

  个人调查作为2006卷年鉴的工作重点。调查程序如下:1.人物 名单的确定可以年鉴2005卷中的二百多位立项人物作为基数,之 后陆续增加的立项调查对象作为补充,初步拟定一份名单,先行调 查,再行送达学术委员会,以示定夺。2.第一次征集工作文本以电子信件为主,传真和纸本信送到为辅。3.信件确认工作,基本为电话确定,确保在所有文件资料送达立项调查对象或其助手手中。4.资料回收,资料回收后立即进行资料整理工作,根据资料的回馈 情况,再确定立项调查对象追踪联络办法。

 

  关于2006卷年鉴名单的确定。分为几项工作:首先调查对象的 多重身份定位。一个调查对象的多重身份如何,以其主要身份定 点,便于年鉴征集工作时配以不同信件模版。暂分为四大类:艺术 家(泛指)、策划人、评论家/理论家、活动家,根据依据个人的 不同身份的主次之分,细化联络,区别对等调查对象。详细的身份 可在跟进电话联系和拜访时区别对待。其次关于征集名单的扩展: 征集名单本来就具有可扩展性,可补充、修订。2006卷将台、港部 分艺术家皆可列入征集名单当中(2005年年鉴香港有25位左右艺术 家列入其中),但其因为联络不便,台湾资料缺乏。2006卷由于东 海大学倪再沁先生的合作,台湾的部分已经有规模地展开。从人物 入手,涉及年表和大事记的各项内容。但是香港部分虽然已经与香 港大学的祁大卫(David Clarke)教授尝试合作,还没有落实年鉴之中。

 

  2006卷特别强调对在一些展览当中第一次出现的突出的年轻的 艺术家,作为年鉴收入对象。对于一些重大展览中出现的年轻艺术 家,可作为重点对象进行调查研究。同时继续2005卷的做法,通过 地域性普查、类型普查和专门调研,关注没有进入商业和公共领域 关注,但实际上非常具有创新性、反叛性、突破性的人物与作品/活 动。虽然在本年度里专项的人物有限,但是作为档案工作的正在更 为广泛地开展,现有进入记录的名单二千人左右。

 

  在如何选择艺术家进入年鉴的问题上,根据2005卷由各位编辑 委员提出和确定的名单的基础上,2006卷加入新的选择依据:

 

  a 以前年鉴调查过的对象继续跟进

  b 重要期刊中多次提及(还需量化,比如两个以上)

  c 学术委员会推荐的对象

  d 重要评论家多人、多次提及(还需量化,比如两个以上)

  e 国内外大展中参与的艺术家

  f 重要画廊举办个展的艺术家

  g 新的艺术现象中代表性艺术家

 

  编辑工作组一直在追问,我们的选择如何能做到不受商业影响,保持学术性?

 

  如何不受铺天盖地的商业影响而能选出真正有学术性的艺术家是 非常困难的事。因为现在商业活动太过蓬勃,所有的商业行为还都 以学术的面貌出现。目前美术馆、策展人、评论家大多数是受了商业委托才进入工作。因此,现在要求比以前具备更为清明的鉴识眼 力。既要有眼力,但是也要跑圈子,广泛地调查研究;作为我们年鉴工作人员,是否真具备这种选择真正好作品的眼力?普遍调查根本缓不济急。以我们现在的能力和资源可能无法避免受到遮蔽与影 响。因此我们只好随时保持警觉与反省,尽量避免忽略了对10年之后崛起之艺术家的记载。

 

  建立数据库的工作2003年起在北大已经着手,2006年年鉴是 在建成数据库之后,再开始进行互证和编辑。这个数据库目前是一 个内部数据库,与各个合作伙伴共同建造异地同构的,与芝加哥大学、云南大学、东海大学、西安美院、广东美术馆、四川大学等已 经建立了共建合作,还有一些合作正在协商之中。数据中有公共价 值的信息将会在逐步上网,网络交流平台让信息时代的创造的权利平等地呈现和交流,使新的艺术观念和新的人物因展现而得以记录 和成长。其他工作均依《2005卷编辑方案》。

 

  2005卷编辑方案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记录变量,不记录常量。它不是美术界的当年活动总结(中国美术大事记编委会编有《中国美术大事记》),也不是分门别类艺术的年度记录(中国艺术研究院准备编有《中国美术年鉴》),而是对中国艺术正在进行的实验、探索、 创新和遭遇进行调查和整理,按年度为单位,客观地记录事实,并 对各条记录核实,简明描述和对照索引,使当代艺术的变化得到显示,并且努力揭示各个重要事实之间的关联和意义,记载中国现代 化过程及其在社会思潮、文化现象和当代人心态中最敏锐的创造性 反应,同时标示艺术对现代化过程的推动和反省的作为。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是在1986年建立的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的 资料基础上编辑。当代艺术中包括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在当前的重大变化。现代艺术有三个常用概念:时间上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后各 种艺术现象;文化上表示与前现代和后现代相并列的艺术状态;艺 术上区别于传统经典性质的先锋实验性质的部分,学术界也径称这 个部分为“当代艺术”。有鉴于19世纪90年代之来世界上所有发达 国家的当代艺术史和当代艺术博物馆都以记载先锋实验性质的部分为主,所以现代艺术档案一直以第三个概念作为理念。同时,因其 尽量客观和全面地记录变化着的艺术事实,所以自然就涉及到中国 文化特有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存而且互相冲突,互相促进的状态。又因档案的学术研究性质,所以在注重先锋、实验艺术的同 时,也全面研究当时发生的各种艺术现象,自然就包括时间上现代 的艺术现象。但是,当代艺术年鉴限于任务和篇幅,以记录先锋实 验性质的部分现代艺术/当代艺术为主。旁及三代(前现代、现代、 后现代)并列的文化状态和其他艺术现象,因此在后两个方面只在 涉及重大事件和那些性质虽非先锋实验却发生着重大变革的艺术现 象。有些流行艺术事件被作为当代艺术的变量记录。

 

  当代艺术的活动正在发生,意义和价值一时难于判断。我们根 据两个理念指导这个工作,第一,科学学术规范:尽最大可能调查 研究,记录事实,考证因果。第二,艺术学思想:充分意识到艺术现象的特殊性,尊重各种人物的主观意志和独特感觉,以揭示各种现象、陈述和事实间的关联,互相印证为客观目标。这两个指导理念实际上内在相互矛盾。当代问题调查研究是一个科学工作,是以 社会学为基础。结果体现为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年 鉴》则是一个有时间限度的有篇幅限制的报告,而且这个报告不可能不经过大量的整理、选择编辑,并且事实上包括了编者的意向和 学术目标,就是为中国艺术的现代化过程提供一份索引。而艺术现 象本身是一个主观创造,而且不断发生新意义,而对于艺术现象的接受也是见仁见智的“事物”,即使对编者,不同的时间对同一事 物的理解也会出现变动。那么这种不断变动,没有恒定的意见的事 实如何呈现为一个科学工作的结果,其实正是这一部年鉴的意义之 所在。因为作为变量——无论对作者还是观者都是变动不定,理解 各异这件事实本身,正是事实的真实状态,而恰是如此,才是人类 精神的状态,才是学问的现代性本质。在古代就发展起来的真理的观念,将事实本质归结到简化的公式和教条,呈现为物理学学术观 念。因此事实成为被考察的对象,分门别类,分析因果关系,转化 为定律,结合为“解”和定量。近代社会科学发展之后,真理和本体问题被搁置,对于现象的“差异”的关注成为学术的主要目标, 观察和体认差异而发展出“质的研究”,统计和计算调查数据而发 展出“量的研究”,发现和调节变量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呈现为 社会学/人口学学术观念。《年鉴》性质达不到对真理的揭示,只能 局部地,在某些问题上展开对“差异”和“数据”的调查和报告。 然而,由于《年鉴》针对的现代艺术问题,致使这个学术工作具有 了一种艺术学/美学学术观念。这个观念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法国 的一批思想家发展起来,对现代性、理性、逻各斯、历史的定见和主流社会强势文化的习俗、规定进行反思,用分析评论文学和艺术 作品作为手段。这种方法不仅对于被研究的问题是一个扩展,主张 物理学事实和社会/人口学事实常常是在人的理解和感受中成为“真实”,而每个人的理解和感觉又根据其处境(地域和社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艺术作品就把这种变动的和变异的理解和感受变现为一个“实物”,我们称之为“形相”。形相问题是扩展了的 自然和社会。而艺术学/美学方法本身不把研究者当作一个纯粹“无 我”的客观者,调查者,而是把研究过程作为一次评论,就是自我 的理解和感受也成为学术的一部分,这就是文化评论和艺术批评在上个世纪末成为国际思想界的重要依托的时代特点。《年鉴》工作 在这个艺术学/美学方面上切入了问题。所以《年鉴》的记录即使意 义和价值一时难于判断,调查、记录、考证不周全,文字和图像保 留着作者的主观意志和独特感觉,编辑过程坦诚必有编者的理解和 感受羼入,而我们认定,这种主观理解和感受也是艺术学/美学时代 思想和学术的真实状态。

 

  调查原则基于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试图对艺术现象及其相关因 素进行量性的研究,这个工作将与美国密西根大学合作进行。“质 的调查”采取了抽样问卷调查、定点访谈和地域性普查方法。

 

  调查过程还是尽量追求周全。调查的结果采取了三证法:即本 证,调查对象的陈述和直接引用的资料;旁证,同一事实的另外证 据,包括人证和物证;佐证,在另外事实中涉及牵连到这个事实的证据。孤证不信,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并没有完全做到逐条 事实完整考证,毕竟,这是一个工作的原则,我们尽力追求。

 

  “三证”的求得则以三种基础工作为先,首先是全面普查,其次 是逐步建档,其三是建立数据库。

 

  全面普查就是要对出版物、各种文本(包括各种媒体的广告、 招贴、请柬、传单、通知、报表等等)进行收集和整理,对网络信 息进行定时的搜索和分析归类整理。同时不依赖于出版物与网络资讯,而是根据社会学调查原则设计的按地区、人群或类型的普遍访 问制度、设立专项根据学术课题进行专项调研以及个别访谈合作研 究等。逐步建档,就是将原始资料集中之后,对资料本身进行清理和核对,发现矛盾,找出问题,再进一步辅以调查、访谈、对证、学术会议和讨论,专项核实、搜集旁证佐证等方式,将资料变成条 理、因果、可信程度有所判断,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档案。

 

  参与档案和《年鉴》工作的有不同层次的委员会和工作组。中国 现代艺术档案的指导委员会是北京大学的档案归属“20世纪中国研 究”主持人陈平原教授、督导本项目的吴志攀教授及中国美术界权 威人士:美术主席、各大美术馆馆长和各大美院院长。档案工作是 个规范的长期的学术基础工作。

 

  《年鉴》是具有极强的选择、判断性质的时效性具体任务,其学术委员会是《年鉴》的合作方之一,巫鸿、黄专领导的当代艺术中 心的学术委员会出任。增减完全随之,主编也是学术委员会委托并 对之负责。

 

  《年鉴》的编辑委员会由国内外当代艺术的专家组成,他们直接 参与具体的选择和判断,对年鉴的结构、方向、人物、机构和活动 的名单作出决定,报送学术委员会审批。

 

  《年鉴》的工作委员会是由北京大学工作组(及北京大学软件学 院工作组)、芝加哥大学工作组和何香凝美术馆当代艺术中心工作 组、巴黎工作组、柏林工作组、首尔工作组、云南大学工作组、以及编辑委员亲自参与或委托专人组成。工作组分工合作,并且领导 着一百多位志愿者参与了档案调查整理、建立和年鉴编辑。

 

  在各委员会的指导和工作组的实际操作下,档案对人物进行调 查,调查的对象包括艺术家、艺术理论家、评论家、策划人、活动 家、收藏家、行政官员、专业报刊记者、出版人等。档案调查逐步 扩大取决我们的调查能力和资源。

 

  这是20年来日常工作的延续和扩大。虽然当代艺术是一种文化 现象,但是具体的人物总是一个可以建档的专案,所以多年来档案 对许多艺术家、理论家、策划人和活动家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在一般情况下,档案只是定期向被调查的人物本人索求资料,一旦资料阶段整理完成,工作小组会交给本人核实,而如果将要在《年鉴》中发表的材料,一定交付给本人核对。当我们将张洹2005艺术活动 的日志交给他核对时,他表扬道:“你们比我自己掌握的张洹资料齐 全”。档案建立后,调查者会出具对人物对象的专门综述报告,当我 们将巫鸿当代艺术活动的综述报告交给本人,他也觉得有意思。

 

  有些人物因为各种原因不参与和配合档案的调查和建档,但是并 不能妨碍我们作为学术研究的调查研究,照旧按学术规范整理,只 是在发表时注明“交给本人核实未果”。极少数对抗我们的学术工作的人物,也不能阻止我们对其的调查研究,如果其人声明在《年 鉴》中不能出现其姓名,我们作出如下处理:1.在引证材料时涉及 其姓名时注明出处,不改;2.在综述中用“等人”隐去其姓名;3.在专案中用“某位”替代姓名。 档案中立项是逐步增加的,因为没有名额上限,所以虽有或缺,只是资源和时间未谐,将会有计划地弥补。《年鉴》中出专门条目的人物名单的选择有一定时间限度和名额限度。名单的选择是由编 辑委员会的学者和专家提出清单,并反复增删,集中交与委员推 敲,最后由学术委员会确认批准。《年鉴》主编和工作小组完全按这个名单工作,在工作中发现重大遗漏并且在时间上还有补救可能 的,提交编辑委员会,建立增补,再由学术委员会批准后加入。但 是,这个方面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缺陷。学术委员会批准的名单中,有些人的材料没有能收集到,未能圆满完成承担的任务。未到原因 有三种:1.联系不上,如有一位上海的女艺术家所有的已有联系方 法都不能接通;一位艺术家因故离家,有意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2.联系之后不配合,比如有一位在外国生活过的艺术家,要求我们 到798买他的画册,主编本人去两次,工作小组成员去6次未购得, 后来得到香港亚洲文献库的捐赠此画册,发现其中没有2005年的材料,使我们无法立项,发表相关信息。3.更多的情况是遗漏,不仅 是编委会和工作小组的遗漏,而是整个艺术界和学术界的眼光、潮流和陈见造成的遗漏。我们工作小组做出重大努力,对不再立项名单中的人物进行系统普查和分类发表。但是终因心有余而力不足,留下重大遗憾。我们打算一如处理中国台湾艺术家暂缺的办法,在 来年的《年鉴》中增补。

 

  当代艺术的批评家、策划人、活动家有些本身就是编辑委员会 成员,对他们的选择和记录有两个原则。第一个是近水原则,只要 是委员会的正式委员都予以记录。理由有两个,如果委员会不具有权威性,档案和《年鉴》就不可能有可信度,而权威性在委员身上 的具体表现就是他们各自的活动是有影响的,不能忽视的,因此是 有必要立档记录和在年鉴中记载。只能说,在各委员会之外有许多同样有必要调查记录的学者和活动家,而各委员会委员却不能不被 记录。第二,《年鉴》不是功过簿,只是借助事实揭示艺术现象, 从而揭示社会心理和精神趋势,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对个人的观察有时只是作为方法的观测切入点。所以联络方便的专家学者记录起 来更加周全,核证起来更为方便,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第二是 借景原则。只要是当年活跃到一定程度的具有一定影响的学者活动家就选入。因为有了互联网,使统计成为可能。现在艺术界的活动 虽然并不每人亲自操持网络,但是会被动地呈现为网络资讯。虽然 网络具有偶然性和混杂性,但是这是现代清议,还有什么途径更公 允,公开地表达着人们对一理一事一人的评价?当然为了防止偶 然性和混杂性造成遗漏,我们借助了“中国批评家网站”的名单, 凡是“中国批评家网站”所立专项的批评家全部记录。并适当参考其他网站,因为专门从事网站工作的专职人员,不会常年累月地遗 漏或错过重要的人物,除了他们有自己的决择标准。而这个标准也 是可以理解,理解之后可以由我们从另一方面和角度弥补。借景 成画,就把当代艺术的批评家、策划人、活动家同艺术家一样记入《年鉴》。艺术家个人立项是刊登一件作品和简历,批评家策略人是刊登一篇文字(文章、策略案和其他)和简历,活动家是发表一个活动的照片和简历。

 

  调查的另一个重点是机构。对各大美术学院都专门立案调查研 究,只动用了有限人力。在各院长的直接支持下,一般都是与所在 学院办公室的配合下进行。目前调查范围正逐步扩大到中国的各种艺术教学机构。同上所述,我们在档案不记录常量,而记录变量, 所以凡是当年学院和教学单位在理念、措施、课程、人员和机构上 变动的部分会反映在《年鉴》之中。李公明教授的专文是对我们学 院专题调查缺陷的必要补充。

 

  对各美术馆、博物馆的调查也是在馆长的直接支持下,与所在的 馆学术部、教育部配合下进行。因为学术目标所限,我们只记录对 当代艺术有作用和影响的艺术活动,对于文化意义相当大的古代艺术展、传统艺术展和外国艺术展,有时并不涉及。有些美术馆本身 就有自己的年鉴和馆刊记录相关的当代艺术活动,因此《中国当代 艺术年鉴》的记录就侧重于提纲挈领,起到一个展示橱窗和目录的 作用。对于基金会、协会的调查同此。

 

  对于画廊和拍卖公司、博览会等机构的调查在方法上一如以上 的非营利机构。只是增加了对经营模式和规模、顾客取向等经济方 面的调查内容。在中国大陆,画廊经常从事公益活动和学术活动,其作用相当于一个美术馆;而反过来,美术馆有时也介入了经营活 动,所以使得机构调查的范围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在机构调查中,由于多为合作进行,所以调查的结果在细致程度 和深入程度还不统一,主要是调查方力量不够,所以对院校和美术 馆/博物馆的建档和《年鉴》立项方面都存在较大的欠缺。随着各院 长和馆长的指导工作的密切深入,今后很快会有补正。在对画廊和艺术经营机构的调查中,由于经营活动的特殊性,许多数据不能得 到或不准确。画廊的经营者一般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并对我们工 作的方法,甚至问卷的设置栏提出了建议,还有一些画廊的具体工作人员主要工作是销售,所以对档案和《年鉴》工作不够重视,所以对有些画廊我们工作人员去了六七次,几乎没有获得什么结果。 所以2005年《年鉴》,只有提供资料的画廊,其活动和展览记入 “年表”(日志)和“大事记”。

 

  《年鉴》的编辑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事实,第二部分 是主题记载。

 

  基本事实分为时、地、人、事四个大的专栏,顺次编辑。

 

  时项:有一个日志式“年表”,按时间顺序排列,每日占据一 页,固定时间框架。所以年鉴的正文页码保持365/366页。“大事 记”每年以十二个月进行分配,每月以十个分项(可酌情增减) 为度。

 

  地项:时有出现的数种图表(Atlas),以及不同的分图来表 明一些艺术家状况的变动,艺术流派、观念的流变,重大事件发生 的地理状态等。同时以分省的方式对艺术中心(如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之外发生的事情作有概观的记录。

 

  人项:对一些艺术家、策划人、理论家和活动家以个人为专 项记录其行状。除去记录“重要人物”,其名单确认方法已如上 述。也记录“新人”,主要是记录年轻新秀和偶然做了突出作为 的“人物”。

 

  事项:对各种艺术事件进行记录。主要记录:1.各种大型和主题 展览,以及重要的小型展览、个展。2.机构。对国内各艺术组织、院校、学会、协会的活动进行分项记录。3.收藏与市场。对行销、拍卖 和行情甚至参考画价进行记录。4.对基金会与国际艺术家工作室活动 进行记录。

  主题记载是根据一年或一段时期以来发生的艺术情况,从各个 特别的观察、调查角度进行的专项整理。使《年鉴》遵循一种“自 组织”原理,“事实”因为各种关联而联系起来。这种关联有时只是一个展览的主题,或是一个研究的课题,甚至是一个年龄段的划分或一次拍卖专场的规定,看似偶然,但是关联会使一部分同一个时、地、人、事的事实因为在不同的联系中出现而显示出不同的意义。当这种关联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就会显示为一种现象,展示 风潮和流变,成为《年鉴》严谨求实精神的显现。由于当代艺术的 活动是自由意志的最充分的体现,而年鉴又最为要求冷静、客观、中立地记录事实,所以这种“自组织”方法就是将不可避免的主观 观察的节点和关系扩大、丰富,让联系本身因为多元和相互作用而 变为一个现象,完成本年鉴的学术目标。

 

  主题记载中的专题调查及其报告是《年鉴》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们是通过一系列定期的研究和讨论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推进,许多学 者和专家来北大参加专题研讨。所有的工作所奠定的基础会在今后的《年鉴》中得以体现并发挥作用,其中的某些研究将以专题论文 的形式发表于专业期刊。

 

  与北大工作组一同工作的芝加哥工作组和深圳工作组虽然没有介 入专题调查,但是调查的方法和过程一直互相协调。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只是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的日常工作中的 一个具体项目。现代艺术档案20年来的工作,实际为许多学术和其 他艺术活动准备了资料并创造了条件。与之相关的活动将会逐步展开,而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以推进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艺术的变异和 发展贡献绵薄之力的基础工作,望海内外方家教正。

 

 

  2008年6月

 


【编辑:张瑜】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