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晶(策展助理)
访谈时间: 2010年4月14日
访谈地点: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金 晶：马文你好，首先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作为参展的国内院校之一的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策展人，你有着在德国8年的学习和生活的背景。这段经历对此次策展有什么影响，请你先简要介绍一下。
马 文：很高兴借这个机会与大家交流。首先，我毕业于国内工科院校，没有中国艺术教育体制的经历，对于那些所谓的艺术规则完全没有认识。其次，德国的学习经历对我个人来说就像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是一个心灵雕塑的产生。我从最基本的选择哪种内墙漆来给画廊博物馆粉刷开始，到学习怎样创作并且与社会进行对话。我离开祖国的时间是2001年，那时正是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化的发展进程，那时也是世界反恐世纪的开始。到08年回国时，北京奥运会的举行，中国形象魔幻般登场，并衍生为中国神话，所以实际上我认知的中国是媒介上，想象中的。如果基于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联通，那么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从未离开过中国。这次策展过程中邀请了世界上不同国家的“艺术家”来做一个关于“设计”的展览，我们尝试着去设定一个跨界的游戏，这种错位的关系如同乒乓运动员在网球场打高尔夫球，在摧毁规则的同时建立新的玩法。
金 晶：回国以后，你马上投入到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本科教学当中，请你谈谈在这个过程中的体会。德国的艺术教育在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上和中国有什么不同?学生的状态和能力有什么差异?
马 文：普遍来说，中国艺术院校的教学模式以各种专题课程为主，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生存技能为目标。
而德国不是一个讲究学历和证书的社会，可以有很多渠道获得生存技能，因此德国的艺术学院更侧重于将艺术家作为一种终身职业的教育过程，更多层面上追求学术自由及非功利性。教学方法中非常强调参与性与互动性。记得我的教授说过，你不是来学习什么高精尖的知识，最重要的是针对同一事物我们之间如何交换意见。他们的教育模式可以归纳为一个互动的三角形: 教授导师(他们自身一般都参加过两次卡塞尔文献展)负责直觉训练;艺术史专家对作品的社会意义与定位进行阐释，他们分为固定教席与轮换邀请制，兼容并蓄各种前卫与古典的声音;车间主任将会帮助学生用最新最完美的技术实现作品，车间分为新媒体、金属铸造、造纸、有机材料、木工等不同的类别。
我尝试着用这种模式和学生互动，然后发现我引导的其实是人的精神状态，这真是一份痛并快乐着的工作。由于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和中国欧洲艺术中心十多年的合作，这里有着直接来自欧洲艺术鲜活生猛的能量，艺术家们持续不断地介入教学过程中，学生在观念上有着自己独特鲜明的状态，这在中国其他院校并不多见。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之下，学生选择什么和能否做出选择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金 晶：你是怎样理解“复制的力量”这一设计展览主题的?
马 文：由秦俭教授提出的展览主题，这是一种超越时空、身份、跨地域、具有预言性的判断。东西方都不可回避且无法摆脱的将复制作为一种最直接的工作方式和手段，以共同制造景观社会的奇观。甚至可以说复制就是一种本能。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安迪沃霍尔用丝网印刷的方式复制出中国革命者毛泽东的肖像，我想从那一刻起，复制的力量已经开始了它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这也是政治人物和艺术家共同完成的审美革命。
本雅明的美学理论为现代艺术后期的波普艺术与影像艺术提供了审美的合法性，而出现在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大众政治艺术，数以亿计的领袖画像与雕塑，这会不会成为赛义德(Edward Said)的理论旅行的一个暗合?(即一些思想观念在某个特定历史环境中成长，而当它在不同的环境和新的理由之下被重新使用时则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如果在中国复杂的社会语境中复制更多只涉于简单的模仿抄袭，便折射出一个残酷的现实：一个想象力创造力匮乏的国度，可一旦加上“中国速度”这个关键词，例如汹涌的“山寨文化”时，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反抗资本霸权的活动，一种准观念艺术家的行为艺术?对复制的诠释在中国是不断演变与进化的，从一开始的剽窃LV等著名品牌的版权，到今天深圳电子市场上可以待机持续一年的手机，中国人的想象力一直在与时俱进。
复制在其本身进化过程中会由于受众的不同需要而发生被误读的现象，这次展览将会有意无意地呈现出在跨文化交流中必然出现的“意义强化”或“意义流失”的问题。
金 晶：请你基于所经历过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的文化冲突，谈谈你对“复制”这个概念的理解。你个人对“复制”是何种态度?
马 文：所谓的文化冲突实际上就是一种身份与生活状态的焦虑。你在焦虑的同时，他者也在焦虑。当你抛弃了对身份的焦虑，冲突则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在2005年威尼斯双年展上，我很恍惚地站在路边，很多地摊上摆着LV，Gucci等大牌皮包仿制品，但是却看不到老板。当你有意购买时，一个黑人会突然冒出来。而离地摊不远处就是意大利警察和非常醒目的告示: 如果你购买了仿制品，便会面临牢狱之灾和罚款。仔细观察了几天，我又发现给地摊送货的居然是中国人。这哪里还是小买卖啊，难道不是时时上演的街头戏剧吗?这就是本雅明的灵光，全球化的缩影。
另外一个层面，今天已经不是机械复制的时代了，而是数码复制的时代。一方面复制技术让一切平面化，平等化，并且产生对权力的快速消解作用，使得人们面临更多选择的可能性，显然这是一种进步。但另一方面，复制技术让一切本真性，真实性消逝。我们习惯了通过媒介了解一切甚至包括我们自身，我们本身变成了媒介的一部分，在场的概念也演变成物质在场与数字在场。例如蜗居在几平米的小房间，同时又在互联网际成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一旦人类解决了复制的终极——克隆技术，这意味着人类将获得不死之躯，每个人都可以立地成佛。
上帝造人是一种复制，女娲造人也是一种复制，我所看到的复制更多偏向一种人类的本能行为。
金 晶：作为在德国生活多年的艺术家，你一定会看到在文化背景上欧洲和中国存在着明显差异，我想问的是：在“复制”这个概念和理解上，两者之间存在的最明显的差异是什么?而你又是如何看待这些差异的?
马 文：在创新思维和法制精神的影响下，欧洲的艺术创作中追求“新”——没有前人做过的，而复制这个观念更加着重于制造一种特异的语境。可当西方社会日渐变化成了M型结构，H&M，Zara，IKEA等一些企业抄袭事件风起云涌之时，这也成为了欧洲的一种特色。
“复制”在中国呈现出不同的现象：中国传统园林设计，是中国文人对自然的一种复制，或微缩;福建晋江生产的诸多运动鞋品牌使用复制的手段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然后才开始走原创品牌设计之路;电子企业代工生产着I-phone的同时，又仿制着功能更强大的“山寨I-phone”，狭义上讲这是一种追逐经济利益的违法行为，而广义上则是一种追求平等自由的反抗活动。当年郑和下西洋时，满载奇珍异宝，而如今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所生产的仿制品飘洋过海到了印度，非洲和南美，这不再是一种简单贸易活动，而是另类的文化输出。
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前提下，西方文化如果是主流，那中国文化就是所谓的“非主流”。设计师Marc Jacobs把中国民工常用的蛇皮袋重新设计成上千欧元的手袋;飞跃运动鞋在巴黎成为时尚品牌.......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是他们望尘莫及的——或许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在跨文化的语境中有效的进行交流，把身份恰当的转换，意味着要熟悉这两种思维方式：对我们而言，土豆是蔬菜，对他们则是主食。表象上，我们可能会处于一种错乱状态，但是如果回归到个体，那么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现在并不是我们处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而是一个自身断裂的社会处在文化精神分裂的时刻：当网民把一个流浪汉当作时尚偶像去追捧，甚至分析出他与大牌明星的着装风格几乎相同时，复制已经成为大众文化蔓延的手段，在不经意间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潮流，这就是以消费图像为基础的“You”时代中，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抗。对于中国此刻特殊的社会生态，我会无条件地接受，在一个表面上看似无法逆转的灾难中我看到了一种救赎的希望和值得期待的可能性。
金 晶：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多媒体与综合材料专业一直以来的教育理念是偏向纯艺术性创作的，作为策展人，你是如何平衡作品在艺术性和设计性之间的摆动?并请介绍一下你的策展理念，和挑选参展作品的标准。
马 文：我觉得艺术家是用一种观念去重新定义或颠覆既有事物，换一种角度来看待问题的。很多家具设计，服装设计都只是在款式或样式上寻求变化，而不是在设计本身的概念上进行创造。一旦不服从既有的设计规则，我们就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权力，两种不同的东西嫁接在一起之后会出现新的可能，自然而然这些作品将会有很特殊的效果。
我们不刻意追求具有特定含义的系统化方向，我们尽可能地呈现出个体在不同生活体验下的特定思考和敏感而有力度的问题。当然我们肯定会去回避已有的设计风格，尝试从小处着手，创造出属于此时此地的和个人经验有关的系统。只弄清楚一个小问题就好了。在身份层面，这次展览对我们而言就是艺术家作为设计师的角色转换。从功能上，我们创作的是一种社会性的设计，就像我们设计了一套如何使人舒服的死去的绞索。我发现福建作为中国手工艺人的集散地，还是一如既往地龙凤神佛。这次展览使我们仿佛回到了包豪斯年代，我们会主动与手工艺者共同完成创作。这一切也许是一个悖论，即我们在灵光消逝的年代追寻灵光。
我们展览的小标题是“谜图Me Too!”，同“复制的力量”的大主题相呼应，Me Too!不但是一个典型的中式英语，而且还具有另一层含义：模仿的，抄袭的。谜图是Me Too!的中文译音，它本身就是刻意的误读，这也许就是文化误读的魅力所在，追求正本清源的文化是一种虚妄的逻辑，观念的力量有时恰恰是在无心插柳之中呈现出来的。
金 晶：对于一直没有明确界限的艺术品和设计品之间的差异，你能否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或看法?
马 文：所谓艺术品和设计品的差异只存在于大百科全书的定义中，艺术创作必定融入设计，设计作品或多或少会产生艺术。从历史的视角上，不论是包豪斯运动，还是Art Deco, 我们能看到它们总是融汇交错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没有什么是和艺术不相关的。面对艺术和设计，我更多地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一种模糊、不确定的状态，就像德国艺术家Gerhart Richte的绘画，到底他模仿的是现实，还是作为第二现实的图像本身?这个问题一直在等待答案。
当下社会生活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矛盾。现在很难用一种特定方法解释人们的生活状态，在单一时空的多重身份或是多重时空的单一身份，都会影响到当今的艺术和设计。
如同你懂得多种语言，并同时置身于不同的语境去观察问题，思考过程将会有一种连贯性和创新性。作品对于东西方的观者，都会觉得似曾相识，但又有一种疏离效果，他们同时会感受到它是如此的相同熟悉而又如此的不同陌生。
本雅明说过，灵光是艺术作品里各种契机的关联，体现了超越各契机的东西，还有各种契机本身也体现了超越自我的东西。那么我想这次展览不只是一个对话的机会和平台，它将为超越它自身而积聚能量。我期待着各国院校之间在交流中，看到智慧的力量。
【编辑：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