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浩喜欢画树。他发现，小时候对树的认识，都是它在慢慢地生长，多年以后它跟周围的环境形成一种特别自然的关系。
一
八月，北京的盛夏，日光充沛的一天，我与艺术家曾浩约在望京他的工作室附近见面。
对于确定餐厅这事，我们在电话里进行了简短的讨论，他说：“你来定，不要太远。”无奈的是我对望京毫不熟悉，只好告诉他先见面再说。自从做了《与FT共进午餐》这个栏目的特约撰稿，我与采访对象一般都是就近解决，我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在哪用餐并不重要，这样的吃饭对他们而言更像一次任务。
曾浩在约定的地点接上我，我们就近去了一家叫“家园”的意大利餐厅。这是一家地道的意大利餐厅，生意挺好，国籍莫辨的外籍人士占了多数，看来都是来自附近的常客。蓝天白云，我们选择了露天的位置。公园为邻，周围绿树成荫，树木在微风下沙沙作响。
曾浩中等身材，理一个很短的平头，肤色略黑。他脸上的法令纹和抬头纹很深，令他不笑或不言语的时候显得严厉，然而一笑，又很能感染人。
曾浩1960年代出生在昆明，自小被父亲要求学画，16岁考入四川美术学院附中。附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回到昆明当中学美术老师。1985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先后在昆明教育局、广州美院工作。1997年，曾浩在中央美院画廊举办首次个展。1998年离开广州回到北京开始职业艺术家生涯。
传言曾浩性格内向，习惯于做倾听者，我有点担忧冷场，而开启他的话匣子是我的任务。
“你常来这家餐厅？”
“没有。”
翻开菜单，曾浩点了一杯美式咖啡和一份贝壳意大利面。
我没有吃面和比萨的欲望，只点了一份地中海沙拉加苏打水。然后，我打开录音笔，放在餐桌上。
“我有点紧张。”这是让我出乎意料的开场白。作为一个在昆明、重庆、广州、北京分别生活过多年的人，他的南方口音依然很重，音调偏低、语速则偏慢。
我笑着回答：“没有什么好紧张的。”
为了验证别人的说法，我问：“听说你特别腼腆，为什么？”
“性格原因吧。”
“艺术家现在接受媒体采访都挺能说的。”
“是吗⋯⋯”
“你怎么决定接受FT的邀请？”
曾浩回忆了片刻，说：“开始我想过拒绝。”说完笑起来。
如果这是句玩笑，说明他并非无趣；如果这是句实话，也代表他愿意吐露心声。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个好开始。
“小的时候家里来客人，父母让我叫叔叔阿姨，我总叫不出来，逼得没办法才叫，特小声，只有自己能听见。”
不管什么性格的人，一旦回忆起童年，总是不自觉地焕发出愉悦和轻松。
他放松多了，“其实我选择绘画也和怕跟人接触有关系。绘画就不用经常跟人打交道了。”
“我原来没想过做一个画家，考四川美院附中只是为了离开家。去外面念书是逃离父母的唯一方式。”
一边聊着，曾浩一边吃着配送的切片烤吐司。
二
上世纪90年代，沿海城市提前投入商业浪潮的人们生活质量渐渐改善，人们搬进大房子，投入极大热情在装修房子上，购入高档的家具、摆设、电器。彼时在广州美院教书的曾浩开始思索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不断创造物质，但最后被物质束缚，不知道谁为谁服务。”
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毛泽东所说的“人定胜天”，和现实生活中曾浩感受到的人对物质的屈服、对社会的妥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这种反差的探寻让曾浩获得了看待外部社会的新视角。
“我想展现人和物体的平行关系。人并没有高于物质。”这个感受产生于1995年，曾浩试图“创造一种静穆的顿悟场景，并以此来体验空间与人、与物，包括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他采取的方法是，彻底地放弃人在构图中的重要性。
曾浩的画作通常以时间来命名。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下，沙发、台灯、桌子、纸卷儿、书籍、男人、女人⋯⋯每一件东西似乎存在关联，却不遵从视觉比例规则，看不出哪一样比较优越，人与物、物与物就这样疏离静止地存在于画面。画面上的透视关系被刻意取消，物体与物体似乎漂浮在空气中。
今年9月，由巫鸿策划的《盛夏：曾浩画展》在位于北京前门23号的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开幕。展出的都是曾浩近两年的画作。谈起新作，他说：“基本上跟树有关。其实我一直对树有个情结。”
我的沙拉上来了，打断了对话。我转而问他平时爱吃什么。
“蔬菜吧。菜系的话喜欢云南菜。现在一般都在家吃。”
“为什么画树？”接着此前的话题我继续问。我看过曾浩的新作，一个或两个拘束的人站在树边上，背景为空，人和树之间似没什么关系。
“对树感兴趣是因为在路两边和小区里，我看到那些树，觉得它的生长方式都特别怪异。小区没有真实的土壤，地面下是车库，路面上的树也不是从这个环境里长出来，都是从南方或者别的地方嫁接过来的，长得都很奇怪。小时候对树的认识，都是它在慢慢地生长，多年以后它跟周围的环境形成一种特别自然的关系。但今天我们常常会看到路边忽然出现一棵不知从哪弄来的树，再过几天不知道为什么它又被拔掉了，特别唐突。我看不到它生长的过程，树跟周围的关系变得非常孤立。它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很多东西你没法探究、没法去深究。”
曾浩这么一说，我看着眼前的树，略微思索起来。这些树很像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的工作者，甚至身不由己的民工。他们与这个城市的关系更像在被运用而不是栖息。
三
贝壳意大利面被端上餐桌，看样子味道不错。他非常娴熟地享用着。
地中海沙拉的滋味不错，但我没有吃完。
服务生撤下盘子。曾浩问我是否介意他吸烟，我表示不介意。他便拿出烟，点燃一根。
与同时代的艺术家张晓刚、叶永青、方力钧等人相比，曾浩很少出现在媒体上。
我问他：“你是曝光率比较少的一个艺术家。是因为你不爱接受访问吗？”
“确实不太喜欢，这可能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不太希望在媒体跟前，有意地塑造自己的某种形象。其实你觉得这样好吗？”他反问我这位媒体中人。
“说不上好与不好。我觉得在当代，艺术特别需要去阐释，普通观众会觉得在听闻了这种批评和阐释后，似乎更容易理解一件作品。所以批评家和艺术家乐于用大量抽象的语言来解释艺术作品，毕竟艺术家在绘画或者写作时，并不希望曲高和寡，他们也希望能够得到观众的反响。”为了抛砖引玉，我奉送出我的看法。
“像你说的，我们工作都希望有观众或得到某种回报。比如我们那一代选择当代艺术，某种意义上是选择一种价值观，选择不一样的表现方式，不愿意以固有方式往前走。我念美院附中才开始接触到现代的东西，从梵高、高更等开始，更多的是接受他们对艺术的态度和个人的生活方式。那时候觉得现实当中所有的东西都不对，做艺术没有想到成功或者不成功，只是觉得，换种方式，有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就有了一种力量。那么再继续走下去，生活也许会变得很有价值。”
曾浩于1985年考入中央美院，目睹85新潮美术全过程。回顾曾浩1989年到1992年用随意涂抹方法完成的作品，在这类绘画里，他放弃了经典主义的任何原则，画上那些近似被毁坏的脸含意不明地笑着。批评家易英用“坏画”来概括这类作品：“草率的笔法和稚拙的造型，表达了艺术家对枯燥、乏味的现代生活的不恭心态。”在这一点上，“坏画”与北京的“新生代”和“玩世”没有多大的不同。此时，他的说法令我忽然理解了60年代出生的一批油画家为何会在90年代初选择那样的表现题材。
曾浩在中央美院毕业于1989年。一些经历使他开始对从前觉得不容置疑的话进行思考。曾经的价值观和标准，在他心目中毁灭了。毕业后他没有马上去找工作，而是在全国周游了一圈。
回忆从艺之路，曾浩说：“艺术对我来说很矛盾，一方面，我是被迫的，它使我对童年的回忆变得单调枯燥。一直到从中央美院毕业，我都没有认真想过要做艺术。但是另一方面，那时对艺术有种崇敬，近似一种宗教信仰。那时候我遇到任何人就巴不得人家是学艺术的，觉得只有学了艺术，生活才有意义。”
“艺术最大的魅力就是探寻一种可能性，其实很多工作都有这种探索在里面。念附中的时候，有个跟我一样大的小孩，得肝癌死了。我忽然对死亡有种恐惧，开始想，人怎么就没了，那死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呢？其实恐惧的不是肉体消失，是来自于怕被人遗忘，好像那个人不曾存在过，甚至想不起来他的脸，努力想也想不起来。所以当时我认为，追求艺术似乎可以得到一种永恒。真能创作出好的作品，你就永恒了。当时就是出于小孩特别朴素简单的想法。对未来的设想也不具体，我只是觉得有一天可能会画得很好。但至于是哪天，画好了又怎么样，这个事其实没有想过，只是去做。”
从幼年就开始学习画画，如果不绘画，曾浩自认为干不了别的工作。他极少出去交际，现在每天的生活就是工作室跟家两点一线。
艺术是他传达思考与反省的方式：“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已经看到了中国发生的很多事件。愤怒对我没有意义。我只是力所能及地做点什么。”
“你希望人们从观看里面得到一些思考？从而改变？”
“只要我们开始去思考，结果就不一样了。”
时间过去了一个半小时，通常不多话的曾浩说的不算少。
临走时，曾浩拿出相机拍下了餐厅外面的几棵绿树。
【编辑：李云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