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义：一种文化的乌托邦
作者：黄专
尽管王广义在大部分场合下被认为是一个改变了绘画创作方法论的画家，但是他同样也在过去十年中完成了很多装置和雕塑作品。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黄专的这篇文章便是集中探讨了王广义的空间作品。他将王广义的空间作品看作是一种“大批判”系列的延续而不是一种补充。而在这些作品中，王广义早期的乌托邦信念(“相信一种健康、理性和强有力的文明可以拯救丧失信仰的文化”)并没有随着反讽的波普风格的出现而消失。相反，他“开始将意识形态时代的文化记忆，精神遗产与物质主义时代的欲望置于一种更为复杂的文化逻辑关系之中，他们的观念主义方式记录了一个充分物质化社会中某种残存的英雄主义幻觉及其没落”，因此，在这种新的问题维度中，他们实际潜藏着某种更为复杂的文化乌托邦情结。
王广义的作品在中国当代艺术中一直占有某种特殊的位置，这种位置是由他自身的矛盾性构成的。虽然那些以“大批判”命名的作品几乎再也唤不起我们的视觉惊奇，但无可否认，这些图像—确切地讲是这些图像的处理方式，曾经十分准确地传达出我们这个时代各种矛盾的经验：从莫名的信仰到愤怒的解构，从英雄主义的气概到消费主义的时尚噱头……他喜欢不断创造一个个视觉悬念。但在人们还来不及猜到谜底时又将他们打破，对于艺术史而言，他属于那种充满力量但又无法捉摸的艺术家。
20世纪80年代王广义曾经是一个标准的文化乌托邦主义者，他曾相信一种健康、理性和强有力的文明可以拯救丧失信仰的文化。他早期的作品如“凝固的北方极地”系列也的确达到了他幻觉中的这种文明的风格:富于秩序，冷峻和简练。然而，这种理想化的风格很快就被一种强烈的分析性图像所代替，在“后古典”系列、《黑色理性》、《被工业快干漆覆盖的名画》中，古典艺术、经典文本成为分析的对象，产生这些图像的理念后来被他归纳为“清理人文热情”，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他希望在抽象空泛的激荡热情和冷峻理性的现实批判态度之间保持某种紧张感的愿望，照他自己的话说：一种缺乏实证批判的艺术是不会产生力量的。当然，真的为王广义获得艺术史声誉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大批判”。在“大批判”中王广义似乎真正找到了一种具有“实证力量的图像方式”。他放弃了一切完善语言和风格的努力，直接将两种完全异质的图像—“文革”式的政治招贴和消费广告—并置在画面中，这种方式更像是一场风格的赌注，它以矛盾的态度叙述了在消费时代中，文化所面临的真空状态。1993年后王广义陆续创作了《东欧风景》、《签证》、《毒品》和“检疫”系列，在这些装置形态的作品中他所制造的危机感由文化领域转移到国际政治、心理和社会学领域。1997年王广义采用蔬菜、水果、货架和卫生检疫招贴等现成品完成了《检疫—人人都可能是病毒携带者》、《卫生检疫—所有食品都可能是有毒的》、《24小时食物变质的过程》、《两种政治体制下的关于食品保质观念的异同》，以社会心理，意识形态、历史等角度研究后冷战时期在我们的观念和心理中投下的阴影，这组作品也成为他向新的艺术问题和过程转向的过渡。
以2002年创作《唯物主义时代》（2000年“社会：上河美术馆第二届学术邀请展”，成都上河美术馆）为标志，王广义进入了某种新的维度，在接下来的《基础教育》、《唯物主义者》、《一份报纸的历史》中，他以旧势意识形态时代的各种物质和精神产品呈现物质世界、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记忆对我们的社会心理实现产生的持续影响。2001年王广义为“第四届深圳当代雕塑展”提供的两套方案，同样源于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和精神发展史关系的兴趣。第一套方案《劳动者纪念碑》（或名《自然的力量》）的灵感来自街头印有广告的废旧水泥预制板，这套方案计划在坝场翻制20块印有20年来深圳华侨城劳动模范和死伤劳工姓名的水泥预制板，然后罩上有机玻璃罩，使每块预制板都具有“另类”纪念碑的意义，以探讨和表达“在一片完美的人生风景背后的某些东西或‘关系’”。这件作品暗含着在王广义作品中政治—消费、东方—西方这类二分逻辑开始被一种更为复杂的现实生产关系和文化逻辑关系所代替。在《纪念碑》中他直接复制和挪用了传统劳动者纪念雕像，通过安置玻璃罩柜，使这种在中国人记忆中十分熟悉的形象产生了一种疏离和异化的视觉效果，提示人们在一个消费主义的现场重新关注“劳动”和“劳动者”的含义。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王广义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乌托邦者，20世纪90年代初他用波普主义的因果方式消解启蒙时代的理性神话并代之以一种文化反讽态度，那么，以新世纪开始的“唯物主义”系列他就开始将意识形态时代的文化记忆，精神遗产于物质主义时代的物欲置于一种更为复杂的文化逻辑关系之中，他以观念主义的方式记录了一个充分物质化社会中某些残存的英雄主义幻觉及其没落，在这种新的问题维度中，我认为他潜藏着某种更为复杂的文化乌托邦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