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城市一个向度
作者：锺鸣
在我所欣赏的过去的“朦胧诗”句中，柏桦的“两个城市一个向度”值的玩味，上下文是这样的：“一个城市有一个人，两个城市有一个向度，寂寞的外套无声地等待”（《悬崖》），诗的意向原型，应该和里尔克的诗有关：一个人在走着，在世界上无端端地走着，一个人在哭泣，在世界上无端端地哭泣……简单中弥漫着一种萦绕不去的哲学意味，因为这里面有一种不同的向度。其样式的质朴简单，在我看来，也正是郭伟的绘画风格，这点画家不会和我们有什么异议，多年来，他一直强调着排除其它一切附会的绘画本身，“画画就是画画”，这是他最喜欢说的，有时几乎固执地影响了所有的人，――但，绘画脱离了画家的范畴，就会有歧义，就会有大于绘画本身的意蕴，因为产生了新的目标，也就产生了新的向度，而郭伟的向度在他和城市之间。
这是两个意义的城市，一个看得见，一个则是看不见的――就前一个物质城市而言，它有残剩的墙垛，街道，车祸，人群，饮食，垃圾，服饰，生育，死亡，一连串的数字，事件，它构成了我们庞大的日常生活，它有“天府”的殷实，有地方志的安慰（中国雕版印刷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有人的安贫乐富，知足常乐，这是幸福喜悦的一面，而另一面，那就是它阻滞精神性生长的恶习，这点也是古已有之，比如“蜀人好斗”，“蜀人好敛财”――说穿了就是为富不仁，没有大循环观，中上者好算计，俗人好手段，并争凶斗狠，或洁身自好，鼠胆寸目，玩物丧志，一只鸟笼定乾坤，这又共同导致了一种地缘政治的封闭性，这点，往往人们把它归结于可见的地理因素，其实不然。
因为这种外省特征，往往又是国际性的，――比如远古的丝绸之路，比如近现代革命始作蛹者，当代国际化的诗歌群，绘画在全国范围内的鼎足之势……但发动很早，这是外省的特征，却不一定收获最早，尤其艺术，无定力者，多容易随之萎靡自我消解，求上进者，于惊恐之中拔脚渗入北京、上海这些口岸，融入主流，恍惚终获“安全”，余下不够胆的，要么霉臭，要么被本土融融乐乐的幸福生活方式消解掉，要么多拣嗟来之食，首鼠相望，而郭伟却是个异数。
――因为这和他看不见的城市有关，和他画画儿手上的活路有关，不管这城市繁荣到什么程度，嘈杂到什么地步，都恍惚和他没什么直接关系，因为，从心理上他是拒绝的，从观察上，他保持着一种近乎他作品中偏色的冷智，在态度上，却宽容而幽默与共，这就决定了他的描述对象并不直接就是这城市，甚至这城市的表层生活，而是，他所想要观察的生活，没有更多的物质表现，而更近乎一种透明的姿势，他让它们凝固，趣味缭绕，他让自己的画画为社群又独立出一个特殊的群落来，与其说他们是对象，不如说他们是没有年龄的心理投影，――因为这些人要按照画家所暗示的方向成长，而不是按照实际时间的岁月成长，也就是说，在艺术里他们为了艺术本身（画画儿本身）永远不急于滋生，这个向度是非常明确的。为了确定自己的纯画风格，即与时俱进，而又保持距离，熟睹主流各种伎俩，而又不重蹈覆辙，这要靠深厚的内功，关键取决于性格，也取决于个人眼光和策略。
在我印象中，郭伟是个非常幽默的人，按时尚的话说，就是搞笑。他的个头和脑袋的造型均有幽默的成份，言语日常而每每出人意外地爆料，跟面食中伴嚼的大蒜一样，格外添了滋味，让你觉着生活还有点意思，虽则微妙，转瞬即逝，但有那么一点莫名的刺激，总比没有的好，――这不光是本土的境况，所以，有这样消解平庸琐屑的手段，他在艺术上便总该有些名堂，否则，在那样的环境中，你就很容易变得索然寡味，聊无生趣，――恰恰这又非常的危险了，因为一过头，你也很可能就堕落成了“油子”，通天晓地，玩世不恭，这是通病，狡滑而令人生厌――所以本土古籍概言之“君子精敏，小人狡黠”（《华阳国志》），占据手艺，艺术也就失了本性，腐朽之中，恰到好处地点亮自己的优势，犹如沉闷邦国中微暗之火，这正是郭伟摆脱旧窠的精要所在，看来人的向度是求不来，寻不来的，因为发乎本性，顺其自然。
这种个人的“本生故事”，转而为艺术内容的敷陈，便成为绘画知面上的东西（这里借用罗兰?巴尔特使用过的术语），所谓知面，就是观读者对事物的关注，具有一定热忱，并不剧烈，知面犹如现象，辽阔无比，如果涉及绘事，便使我们很快地识别出画家来（即操作者），站在郭伟的画前，我不可能错判他为机关干部，或伙夫，甚或美院的初级生，因为他用娴熟的技法，表现着一个很特别的社会范畴，并隐藏着一种成熟的思想，长年关注的主题，正是我们生活中的常态，他的人物对象一定是在社群中受些许影响但绝无滥交的院落少年，犹如部落中受到保护的逸民，这正是我们城市的佚史，也是他个人的成长史和“教育论”，并不仅仅是因为先天的体量和知面上类似“童心未泯”这样的契机。
这与画家的生活方式及相关的思维有关。郭伟的生活是简朴、毫不夸张、收缩性的，任何目标（生存或艺术）均以自己的能量来测量，就像儿童只扑向自己的戎毛狗或玩具熊，而与真正的东北熊则宁可保持令人生畏的距离，宁可从动物园或书本上去观赏其獠牙和体魄。这样生出的间距，自然与后现代生活日益严重的疏离感有关，――但更直接的原因却和他衡量社会的原因相关――从其作品就能观察到。
当代生活，充满恶俗与恶搞，美术界并无二致，那种美术表达几近泛滥的所谓世俗化狂暴的“张力”，充分说明了个人和社会正彼此恶化着，审美着，相互挑逗着，浅薄着，极端表面化，与社会学的“现代”也好，“后现代”也好都没什么学理上的关系，而失控的批评，泥沙俱下，反倒把此当作趋势，怂恿着而一发不可收拾。郭伟置身其间，当然是洞察了的，就像他画中的那些少年，没有不对社会的恶俗，甚至世界性的恐怖主义，都有种美学上的影射――这就接近其作品真正的主旨了，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刚刚交代了的知面上的东西。我们的画家，精神中墩厚的底蕴，“齐家修国”的潜意识，都在混淆中拯救着自己，有了条界线：“成长”――或成长到一个社会学的峰值，在他的作品中正好代表着一种不可扼制的恶俗化，就像许多人抗议的全球化一样，但我们看到的多数画家，恰恰就是在这上面痴迷于施展拳脚，和他们的人物一块脑袋膨胀，嗤牙咧嘴……，所以说，郭伟一边是按自己的心理习惯和思维方式退到自己的防线上来，找到了一个临界点，这是“情”，而一边又是按伦理学来界定此岸和彼岸的，这出于“理”，他的作品，在一个看似平和，十分嬉戏生态的情境中，其实暗寓着某种危险和残酷――人的亦或社会的，这是他高明的地方。
他题材范围内的少年，都恍惚处在一个偶然或必然的过程之中，人生也不过如此，你身历其境，你可以按照画家的“希望”不长大，在此岸永葆单纯，这里，每个人是自己的魔法师，你也可以长大，到彼岸恶搞，因为最凶恶的敌人也往往是你自己――所以，郭伟的画是千万误读不得的，他不是要描述成长小说中的“田园风光”，简单的天真和自由，而恰恰是受制于社会放肆的前奏曲，暴风雨前的宁静，――“前社会型老辣”，他们的动作，表面上是自己那个层面的嬉戏，而其实从社会学角度看，又都是本质上惟妙惟肖地模仿着大人，他们的怪相、噘嘴、嬉皮笑脸、后现代似的滑稽打拌、裸露、习惯性的时髦、性本能、狂喜打闹，随时随地找乐子、自我表现、争作熊猫似的世界主义的乖乖等等……，这些中国式的“风俗画”般的情景都具有两面性，可以是儿童世界的，也可以是成人世界的，画家本人的精神向度和潜台词就隐藏在这里――画家和我们一样十分清楚，他的少年，最后都是非要成长突破到他画框以外的年龄的，冲破他的希望的，作为父亲，他的绘画便有些像积极的成长小说了，恰恰作品中的主角，有许多就正是他的女儿，我们看着她一天天的成熟，画家当然莫可奈何――于是乎，作品表述便具有了象征的意味，而非写实的层面。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更深入点的东西，那就是我要谈的刺点的问题，所谓“刺点”在这里就是指作品冲破知面的某些元素，就画家而言是敏感点，它可以骚扰知面，当然也就骚扰了我们的视觉和阅读。郭伟的作品基本上都是抽掉其背景的，视表现而定，多数为室内线与面的关系，或采用纯摄影式的单色背景，若非要室外的，比如云啊，山啊，星星啊，泳池啊等等，他都只是缩小比例将其符号化，清淡化――童稚化，不抢夺人物，人物造型都是风俗画式的，甚或漫画式的，波普又古典，看得出画家在融合风格时的分寸感。
但这些还只是方法。能够上刺点的，一个是他赋与作品的表情链，人们会说，只要表现涉及人，自然就有表情，但这很微秒，许多作品――即使曾非常成功的，我们看到的面部，都受着美学的支配，你会说本身就该这样，就该那样，你根本不会去注意分析表情的意义，它在整体构图的氛围中被省略了，不需要细读，但郭伟的作品，表情具有独立的意义，他是表现了笑（比如室内?寓言），但你马上就必须去想，这个小女孩为什么要笑呢？而且，为什么要讪笑，大笑，或狂笑呢？这里光从笑本身你是无法找到答案的，――因为你还必须知道画面中人物引人爆笑的典故，在富裕怪癖的外省，在这座古老好奢侈耽乐而又本份的城市，要做到这点非常困难，而也没有必要，但你得承认它是个语言链，或许那本身就是画中蕴藏的秘密，不在语境中，本质上你是无法知道的，但是画家知道，这就是他之所以要这样构图画画的原因，而且也正是画家要和我们观赏者建立城市向度的唯一契机，他让你去猜想，这就是画家用了少年段位折磨我们的地方，因为，你甚至还不清楚是用少年语境，还是用成年人世界的习惯，是直击画中人的关系，还是联想你自己的境遇――其实，这正是艺术的“阴谋”，――表情隐射了我们，隐射了我们的时代。
另一个他最常用的刺点，是画家自己阐释过的，在许多作品中，这个量较之早期的作品，已非常少了，现在仍在延续――那就是，他在绘画中，羼和了许多微弱得你几乎不会去关心的符号，就像他故意藏在图像中的其它表情故事，本生事物，这种微妙之物，而恰恰正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象征，比如烟蒂，蚊蚋，非物质线型等等，人们当然可以像徐冰一样，去关心庞大的“烟草计划”，意义重大，但是，更多时候，更多人，接触的却相反――毫无意义，就像卡内堤说的：历史包含每一个意义因而毫无意义。正因为这“毫无意义”，在郭伟的画中，烟蒂一类有了特别的提示，因为我们在画中看到的烟蒂并非烟蒂，蚊蚋也非蚊蚋，那是画家用来说明芸芸众生问题的――生活中，恰恰是许多微不足道的东西在骚扰我们，叮咬我们，腐蚀着我们，灼热我们，许多看似没有意义的东西在产生着意义，如果说世界十分危险，但最后砸死我们肯定不是核弹，本?拉丹，而恰恰可能是一粒盐，一粒盐似的蜚语，一只臭虫，或一个不起眼的误会，――但是，正因为郭伟的作品给了我们一个向度，一个刺点，所以，我们杂乱无章的生活和艺术便有了一种观照，不啻是美学的，而也是社会学的。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４日于点石斋
【编辑：贾娴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