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首先请您谈一下这次合作是怎样的一个契机引发的?
卢昊：大概今年5月初，我正好在做威尼斯艺术展的中国馆，法拉利他们找到了我，他们准备单独做一个为中国建国六十周年的纪念版，单独为中国客户做了一辆车，这辆车可能是它的一个系列，是全球唯一的，所以想请中国艺术家来做这辆车的设计。
记者： 那从5月初到现在，这个过程是怎样的?最初的设计灵感，到最后的设计实现?
卢昊：这个时间我觉得给我做十款车的设计都够了。设计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想法，关键是付诸实施的过程。第一，关键是把你的想法做到图纸上;第二，图纸能不能在实物上实现，这又是另外一个层面。想法;图纸;实施;我觉得三个东西能达到一致基本上就可以了。
5月15号跟我正式联系的时候，是告诉我5月28号带着中国艺术家去意大利，到6月2号或者3号之前我应该去一趟那个厂，这样的话我的时间就是两周左右的事。两周左右的时间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就是国外汽车，包括汽车的喷绘、彩绘的材料，在这一块，说实话中国是比较落后的，因为国外做这种东西已经做得很多了，通常有很多小孩自己家里面，车库里面就能做的。
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从汽车喷绘这块想去做的好，很简单，就是做各种图案，各种龙的图案，中国符号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它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就是我很简化这个汽车符号的情况下，这个汽车感觉比较雅致，比较简单。用一种颜色或者一两种图案就能代表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想用什么东西来做，当时脑子里也没有想法。
想法是有一天我去文化部开会，回来很晚去一个很小的餐厅，一个人吃饭，在我家附近一个很小的餐厅。我说：“给我拿一个烟缸。”然后我一看，是一个仿哥窑的烟缸放在那儿，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决定就用那个东西做，因为那种感觉非常漂亮，而且那个又是自然窑变出来的一个效果，并不是说是人工添加的，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想用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的背景，我回去查了一下，宋代的哥窑，从宋代到现在为止传世的可能不足三百件了，每一件完整的东西都是传世珍品。所以2008年的时候拍卖好几次，大概拍了一千八百多万。我觉得是工业化的革命向前推进了，历史是没有办法重演的。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中国人最宝贵的东西是自己的文明和历史，而且这个东西是别的国家没有办法效仿的，所以我觉得应该用这个东西来做。就决定用哥窑的切片来做这个车的颜色。我不知道最后的效果怎么样，因为哥窑有很多种颜色，出来的颜色都不一样，我们做了十几种实验，在电脑里整个落到车身上，用3D做的实验感觉很好。
我当时也有一个麻烦，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是弄了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龟裂的那种。但是做完之后我自己感觉很好。他们那个时候想另外的方案，我做完这个之后就不想做别了，我决定就是这个，只要他们接受这事就成了，不接受我就回来。
记者：那当时法拉利方面看到这和设计的时候，他们是怎样的反应?包括他们怎么看这个龟裂的东西?在决定这种图案之后，在实现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技术上的困难。
卢昊：也可以顺着你这个问题说。我刚好到了意大利法拉利的总部，去了他们的设计研发中心，技术研发中心，就是那些研发部门的头，包括最大的老板都在，介绍我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很费劲，包括得介绍中国瓷器的历史等等，但是没有，这种很简单，五分钟之后，他们全部都明白了，知道你那个瓷器是什么东西，知道瓷器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瓷器的东西，而且哥窑为什么被中国的历代帝王推崇，哥窑的颜色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中国人很喜欢玉，是这样的，很简单几句话就讲完了，特别明白。让我的吃惊的是他们非常喜欢这个方案，当时大老板开玩笑说：“你愿意吗?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法拉利市场研发中心来做。”我谈了一下，当时在宜昌，很多窑都在那个地方烧。好像当时清国之后这些老外到中国来进瓷器，主要就是去宜兴，有一个地名，叫“苍南”，后来那个“苍南”就成为中国(China)的谐音，老外进瓷器就是那个地方。
我查了一下“丝绸之路”所经过的主要城市是什么，一直到中国的那个什么地方，好像是宜兴，到那个地方好像是最后一站，就是把整个他经过的图纸，老的地图拿下来之后就做了行李厢的图案了。
我就想，我一直有一种想法，就是这个车到中国来，这个车上的东西能不能让中国人看得懂，原来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一些按键是外国人不懂得。我的想法跟上一次他们记者来采访时候说在网上有人发帖子“你这样做有没有想过外国朋友能不能看得懂?”我想写这个东西，肯定是中国人。我就特想问“外国人做这个车，在中国销售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中国客户能不能看得懂。他们为什么不做一些中国客户能看得懂的说明书和按键说明。”所以我就想这次法拉利既然决定让我来做，我一定要把里面的东西换成中文。然后我就把那个起动器、显示屏、跑表所有这些全换成中文的。如果换成罗马数字的话，或者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以前的汉字的话，他们也能看得懂，唯独换篆字是一定要对中国文化有点了解的人才能看得懂这个东西，这是告诉他你应该了解中国文化，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当时我给这个车定的名字就叫“中国”。因为China的谐音，China的谐音翻译成意大利叫“希娜”，是一个女孩的名字，我就觉得翻译成中文叫“中国”，这个感觉很符合这个车，符合这种车的身份。
记者：在此之前有没有和其他厂商做过设计的合作?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卢昊：以前做过，以前给大众做过，集体做一个活动，找艺术家做过这个事，那是头一回，那个时候挺直接的，我拿了一些东西，就直接用画国画的方式画了，通过那一次我开始意识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画的这个东西，或者是有一些图案性的东西，直接过渡到车上反而不好看，因为它是有动感的，就是有动感的这个东西，比如有人直接把青花或者是彩釉的东西放上去，反而弱化了这个车本身的感觉。
我觉得运动中能够形成一种关系，这是比较有意思的。或者是不能构成这个关系的话，也不要让人感觉这个东西是生生地强行地拼贴上。我为什么选择有一点淡淡绿色的感觉?当时也有人出过方案，有的人出紫金铜红，我一听到紫金铜红就想起以前在紫禁城做的那些活动，要不然就是春节晚会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东西给我感觉太喧嚣了，太闹了。就是说中国人设计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个方式，就是有一个中国文人的一个活动状态，如果用一种颜色代表这种活动状态的话，哪个颜色能够代表这种活动状态，我觉得可能是淡绿色的感觉会更好一点，就是更雅致一点。
记者：您一直都在说艺术方面的东西，关于汽车毕竟是一个商品的存在，这两者的关系您怎么理解?
卢昊：艺术品就是商品，再好的艺术品都是商品，再伟大艺术家的作品都是有价格出售的，在出售的那一刻，它已经转化成商品了。我觉得跟任何行业都不冲突，关键是看人的智慧。你想两种DNA，完全不配套的东西，都能嫁接出一个东西来，最后作为一个生命存在在那个地方，这至少说明科学，也说明人思想上是没有问题的。
记者：在您设计这款车的同时，会不会在美感和功能性上产生一些冲突?
卢昊：我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主要考虑到意大利的方面，就是他们的汽车公司，包括市场研发，包括喷漆这些部门的负责人能不能接受，因为他们干这个工作很多年了。我觉得让我吃惊的是他们非常喜欢这个东西，而且他们自己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作品，包括亚太区的负责人，亚太区负责法拉利技术方面的一些负责人，都来看过，也都觉得很好。
超乎我意料，没有疑惑说这个东西不行什么的。老实说我这个人自尊心非常强，如果有这种感觉给我的话，我当时就会决定不做，我拿起东西就会走。玩车的人知道，法拉利的车，从速度和动感，包括制动来讲已经是极致了，是目前全世界跑车的一个极致，就是说它是整个西方工业时代最顶尖的一个代表，我觉得做这个东西，他们找中国艺术家，老实讲，意大利人思想挺保守的，他轻易不会把这种东西交给其他人，这是第一次请别人来做。
这一点是很厉害的，他在经营商品的时候，把这个商品完成变成了一个话语权，任何一个东西，这个话语权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一种企业精神，一种商业态度，是值得尊重的，跟挣多少钱没有关系。之后你赚了这些钱，等于一刹那之间也会失去，就是这样的。
记者：您的创作一直和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联系得非常紧密，这是不是也成为跟法拉利找到你做合作的原因?
卢昊：对。我也问过他们为什么找到我?两个原因：第一，他们很完整地查过我的资料和我的简历，也看我所有的作品，他们全部都看过，而且很认真地查过。可能他们是经过深思熟虑地想了这个事。但是我自己能不能拿出一个比较满意的方案来，他们也是很疑惑的。因为当时我就是想让他们看一下，我觉得那个是我最好的想法，如果没戏的话，就是智慧不够，这也没办法，或者是结合点不存在也是一个问题。
记者：在和法拉利这样国外的奢侈品牌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不同于在国内的品牌合作的感受?
卢昊：跟你说一个事，我去法拉利老总的办公室，那个办公室很小，一个办公桌，后面一个椅子，很平和，很客气。就说他了解我的想法，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非常客气。他在决定可以这样做的时候，所有的部门都在配合你的活动，而且特别快，就是这个事一下子传达到了各个部门，各个部门的老板都非常配合这件事。你感觉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它在设计一个项目，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快，我觉得这个可能，让我觉得中国的一些大的企业，除了赚钱以外，能不能有一丝更那什么一点，这一点是我很期待的。
记者：和法拉利的这次合作，您用到了很多中国原色，并且顺利的得到了对方的认可，您是怎么看待中国文化的东西在国际上受到的关注?
卢昊：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艺术家。我觉得有一点马路上所有的中国人要把鼻子变高，跟杰克逊一样把自己的皮肤漂白，头发染成黄的，然后戴着一个蓝颜色的博士伦，我不知道这是中国人的成功，还是彻底失败。我也跟很多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发现最近有一些集会我很不愿意去了，坐在一块聊的都是红酒，红酒是法国的还是什么地方的，这个雪茄是哪个牌子的，你知道在中国艺术家里面我是第一个抽雪茄的，也是第一个放弃的，现在开始抽中国的。我觉得雪茄这种东西也好，烟、葡萄酒也好，仅仅是一个饮食或者是一个饮料，它不能成为一个财富，或者精神，或者其它东西的一种象征，一个身份的行政。喝红酒的人，一样会有罪犯，一样会有品质很卑劣的，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很没有意思。而且在中国的环境下不断地讨论这个东西是很麻烦的，我没有看到法国人在吃中国饺子的时候，谈论这个醋到底是山西的，还是河北哪个地方出的。我们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这个太重要了。我觉得这是每一个艺术家的态度，我的态度是我没有必要成为别的国家的义务传播者。
记者：这款车11月就会来到北京进行展示和拍卖，您对此有怎样的期待?
卢昊：我当然希望这个车拍卖的价格会高一些，因为这个钱会以慈善性的方式捐赠给中国学习汽车的大学生，资助他们免费去意大利学习汽车设计。如果卖得高的话，去的人会更多，去的学生的生活条件也会好一点。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我个人的设计费有全部捐出来，给北京大学的当代艺术研究机构。因为我觉得意大利人有这种态度和胸怀，他请了一个中国的设计师，为什么我要把钱放在口袋里呢，虽然我不是很富裕，但是我还能选择，没有问题，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态度。
记者：现在社会当代艺术和商业、奢侈品合作得越来越多。刚才也谈到当代艺术本身就具有商业性，艺术品本身就是商品?
卢昊：我觉得当代艺术的能力不体会在当代艺术家身上。我发现有很多艺术家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聪明，做事的时候，做事情的方法很好，但是真正放到作品上，你看了作品之后，会觉得很失望。因为这些艺术家那么多年，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一种工作，没有勇气挑战自己，没有勇气挑战市场的时候，你会觉得挺失望的。因为对于艺术家讲，你的兴趣点在哪儿，这不是只关系一点吧，不是指害怕失败吧。我觉得艺术本身的工作就是一个兴趣，就是一个好玩的东西，你觉得不好玩的时候，可以做别的。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们拿着一个艺术家的名片，骨子里是一个很好的企业家，也有这样的。
记者：您觉得艺术家和商业合作最好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
卢昊：最好的状态，就是完全是一个自主、自由的一个发挥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把自己的方法和自己的作品实现出来就已经够了。至于别人能不能接受，这个真的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可能全世界能接受这个东西的就十个人，严格意义上来讲，一个更的作品，并不一定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有很多行为，就像当时也有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很多人不能接受是一样的，这不是艺术家的问题，是以后的这些批评家、观众自己的文化意识问题，这个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去接受。
我觉得这次合作挺好，就是他完全是按照我的想法在做。我当时提的条件就是说别给我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我原来也做过，也看过中国的那个什么请建筑师或者请艺术家参与设计的时候，中国人喜欢提要求，很大的老板出场的时候一定是告诉你怎么、怎么着，就会给这个事情设置无数个框框，你再想做一个东西的时候，马上就意识到这个东西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在某种情况上来讲完全限制了艺术家的想法，这种合作是非常痛苦的。
【编辑：虹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