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丹
B.罗素曾经在他的一本小册子里说，人类早期的伟大进步和成就之一，就是创造了语言。因为有了语言，人类便有了传播经验的可能。而随着书写语言的出现，储存经验和知识更有了可靠的保证。正是这种储存大大地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步速度。
罗素的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文明的要害，即文明是在以语言为基础的传统和教育的作用下向前演化的。事实上，不论东方西方，文明的延展和延续在很多时候就几乎被理解为传统的发展和更新。传统的载体语言不是一个形而上的虚幻之物，而是一个实际的物理的和经验的存在，所以，传统又几乎往往被理解为具体的存在方式。当我们谈到文化传统时，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将我们所接触到的文化和传统的具体存在形式作为了我们谈论的对象。
艺术中的传统是否具有我们说的文化传统和具体存在形式之间那种相互关系呢?回答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是肯定的，是因为我们如果将艺术纳入文化的总结构中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共性;是否定的，是因为我们如果在艺术这个自足体系内部来考察传统的演化或者艺术的进步的话，我们将发现艺术传统和传统的载体还不完全是两个可以相互等同和交换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将发现艺术传统不完全是一个艺术语言的问题。因为如果传统等于语言形式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在我们改造传统或者反叛传统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某种具体的语言形式被继承后我们并不认为传统被继承了这样的问题;反之，我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一种貌似抛弃了传统的全新的语言形式之中，我们仍然能看到传统的影子。
我不想就这个问题再进一步进行形而上学的追问。因为实际上当我们接触到具体的艺术工作和作品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带有了相当的自明性。
孙平的《经络疗法系列》引起我的兴趣，正式由于它们在我们的眼前明确无误地呈现了这种自明性。这些被中国银针所“医治”的西方人像在强烈表达艺术家的文化态度的同时，也有趣地向我们展示了传统在艺术领域内所具有的特殊规定性，向我们揭示了艺术语言体系中针对传统的文化批判策略可能遇到的复杂局面。
《经络疗法系列》以几乎是文学性的构想，制造了一个关于“针灸”和“治病”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核心，是医疗，而故事的主题则是富于刺激性的反讽。西方艺术的传统被从表面上解读为几个西方艺术教育的具体工具——石膏的“摩西”或“拉奥孔”等等。艺术家选用这些工具的目的十分清楚:这些石膏制品在一定的意义环境里将脱离自己石膏的物理属性,成为某种象征物;甚至,我们说她们在特定的环境里将成为西方艺术传统的原型(ARCHETYPE)的体现物也是毫不为过的。在选定这些原型物之后,艺术家采取了给石膏像上色这样一种间离方式。这样做的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将石膏们从那种原型状态的意义环境里分离出来。这就好像我们把一个人从家里移到了急诊室,使他获得了一种不可辩解的”病人”的身份。不管这个人是否真的生了病,是否承认他生了病,他被送进了急诊室,就完成了从正常人向病人的转化。在这一点上,艺术家表现出一种大胆的想象力和惊人的武断。当然,为了表示我的全面,我也许还应该说,为石膏上色也是一种获得色彩刺激效果的手段。没有这种色彩刺激,这个医疗的故事不至于如此引人注目。但我想声明,这不是我在这篇阐释文章里想研究的重点。
在确立了病人身份之后,就是为他会诊,对症下药了。而《经络疗法系列》所作的，是为已经被“病化”了的西方艺术原型体现物(也许用语言原型物即PROTO——LOGOS更为恰当?)进行中国式的治疗。中国式的显然是指那些中国银针和强加于“摩西”、“拉奥孔”或“荷马”身上的穴位。在这里，反讽形成了。反讽的力量来自于西方语言原型物被强加了中国银针，来自于西方传统和中国传统在针灸治疗的情景逻辑中相互构成的张力。这张力既是艺术家试图通过作品达到的语义效果，也是隐藏于这种效果之中的艺术家的文化态度的本质和形态。
治疗行为似乎已经说明了艺术家的文化态度。但是，我们如果将《经络疗法系列》只作这样的阐释，还不足以证明我在上面谈及的那种语言形式和传统呈现形式之间的复杂关系。孙平的作品在表达了他的反讽意味的文化态度的同时，还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启发了我们对更深一层现象或意义的兴趣。
我在前面说了，在艺术领域内，传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具有在更大更广泛的文明或文化体系中的所谓传统所没有的质性。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文化传统之不同于艺术传统，是因为它所赖以存在的语言是一个表达体系而不完全是自足的呈现体系，也就是说，语言之于文化，它有着十足的工具性，它是载体，是媒介。而在艺术中，这种工具性几乎是不存在的。艺术是自足的呈现体系，它不以自己之于文化的某种功能来获得本质，它不是载体，也不是媒介。(当然，我也不排除那种工具性的艺术的可能性。但它毕竟不是艺术的主流，而仅仅是一种边缘派生物。)以此逻辑来看，在艺术中，传统往往不是被某种具体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而是在一种过程之中被呈现。这样，我们在艺术中对待传统时，就面临了相当复杂的课题。在其他语言体系中，我们可以找到被表达的传统，当我们批判传统时，传统几乎可以是一个被独立出来的、外在于语言表达的对象;在艺术中，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可以找到的被表达出来的传统。当我们要批判或者更新传统时，我们其实往往是拿语言开刀。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的替罪羊。我们发现，传统的语言形式不管是被批判了还是被更新了，它都仍然不可能摆脱传统的阴影，传统总是以强烈的方式存在并发挥意义。替罪羊被宰割，它所替换的原罪物安然无恙。
从《经络疗法系列》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说，西方的艺术传统在一种幽默的语境里被治疗就是被批判，“拉奥孔”痛苦痉挛的躯干上被插进中国银针进行针治，似乎表达出艺术家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对西方艺术文化的侵蚀的反击。西方传统遭受了一次鞭打。不过，我们看到，整个作品所具有的形式上的冲击力，和这种冲击力相应产生的批判传统的反讽张力，都绝对地依赖传统形式的存在。在这里，西方传统无法被剥离出来成为一个批判的靶子，它就是艺术家用以表达自己的文化态度的语言本身。
这样一来，情况显然就复杂化了。我在前面所阐释的艺术家对西方艺术传统的反讽态度，似乎最终被导向了艺术家的反讽行为和反讽欲望本身。因为，既然艺术家所要批判的是那种西方语言原型，或者说，既然他要想干掉的是那些在传继和延展西方艺术传统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石膏教具，那么他的愤怒的顶点或者说他的行为的顶点也许就应该是将那些石膏原件完全摧毁。那样做的结果是最直接有效的。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艺术家真的将石膏件摧毁成了碎片，那么他的现有的这种作品形态和效果自然也就不会存在了。这显而易见不是孙平所想要看到的结果。因此，批判的最后选择是艺术家明智地在西方石膏原型身上寻找穴位，用不破坏整体效果的方式来表达批判的目的。
我在这里进行这样的论述丝毫不是表明我对《经络疗法系列》的最终的批判效果发生怀疑。恰恰相反，我正是从这种复杂化的传统批判行为中，看到了这件作品超语言的意义。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文化批判在艺术语言内部的运作机制，展现了对传统的态度在艺术领域内是一种多么难以辨析的语义的纠缠和绞结。当我们决定在一件作品里对某种特定的传统采取一种特定的态度时，我们实际上已经就决定了我们在这件作品中对自己的态度对自己的行为采取什么态度。艺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逼迫我们审视自身和呈现自身。当艺术家在他的“病人”身上和脸上寻找传统批判或者文化批判的治疗穴位时，他实际上就是在准备往自己的身上脸上扎针。
孙平的《经络疗法系列》对这种超语义的意义揭示，我认为在价值上远远超过了其所表达的文化态度。
《当代艺术》CONTEMPORATY ARTSERIES系列丛书第6辑(1993年 湖南美术出版社)
【编辑：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