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合作最早可以追溯至大学二年级，那时候为了做一个艺术青年并使生活独立起来一起租在草场地村里的一间小农家院，(那时草场地可没什么艺术区，就是纯小农村，连798艺术区都不存在，)在这里可以自己画一点创作，可以不受美院宿舍按时关门的约束，更重要的是可以接一点小活来改善生活，因为我们两家庭都比较贫困，父母都是下岗工人，学费都是问亲戚东拼西凑来的，所以生活的压力相对于比较大，但因为是城市长大的孩子反而没有一些从农村考进美院的贫困生受到关注和照顾，一切只能靠自己，比如当我们班就有一个同学年龄比较大了考进大学就二十六了，他家里是农村贫困地区，老师就比较同情和照顾他，有一些什么小活就找他干，而一些社会上的资助也会来找他，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还挺羡慕他的，但是也不会去抱怨或者跟别人说，就想自己走出学校自谋生路看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找到一些收入来源。当然像画插图做设计这样相对高级的活，我们是接不到的，那些活一般是美院附中或北京本地学生才有人脉资源能接到的挣得多一点的活，我们只能画一些所谓的行画给像潘家园小摊或小饭店的装饰油画，那些画非常便宜一般是二十元，三十元或五十元一张，能给到八十就是画得相对比较大和复杂的了，就这样也经常画了一些风景画却没人收，为此我们还跑了北京的各个装饰品和小画廊的市场观察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作品，因为当时收我们行画的一个小贩对我们说你们美院的学生画的画不受市场欢迎，说你们要画甜一点俗一点的才好卖，因为不懂到底什么样的画是甜一点的俗一点的所以我们去跑了一些画廊，当时北京的画廊很少，很多画廊也是卖装饰画和行画的，比如王府井工美大厦当时就有卖画的画廊，我们去看，都是一些临摹的风景和美女少数民族人物画，还有一些小画廊在卖一些北京胡同和画得很细的静物，为了能卖出一些画，我们先后画过乡土风景、海景、一帆风顺、北京胡同、风光照片等，但是因为始终画不出市场需要的那种“甜一点和俗一点”的感觉销路始终不好，最后就没有画下去了，而后又尝试了学电脑做设计办考前班等，总之在大学几年中，一直处于比较贫困的阶段，人也瘦得不行，还得了胃病，也正是因为这样在美院学习画画和下乡写生的机会就更加珍惜，因为那是唯一的让我们有尊严感有兴趣和可以暂时忘记烦恼的事，所以很多美院的奖都被我们两包揽了，成了获奖专业户，而这些奖偶尔也能带来些经济上的奖励，这就使得画画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从来不否认我们追求艺术和画画的历程中也有一种生存的压力和为了生计而拼搏的事业心，这也许没有那么贵族化和纯粹，但这就是一个现实。
02年秋天，我们随吴长江老师深入甘肃藏区下乡写生1个月，这段时间对我们后来的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个没有任何杂念和干扰的地方，除了画一些藏区的写生，我们俩在一起更多的时间就是讨论如何介入当代艺术，如何表现真实客观的世界的事。当时的想法是各种垃圾图像都不经改造的运用到绘画上，回到北京，
他们艺术小组在望京花家地小区正式成立，并开始共同创作。取“他们”这个名字有几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是我们曾在南锣鼓巷的一个小酒吧办过一个小版画双人展，是酒吧老板为了活跃酒吧文化气氛到美院找老师推荐几个学生在那做展览，我们因为专业比较突出就被推荐了，当时我们把那个展览取名为“我们”，展览完后也没有任何影响，一张画也没卖出去，但因为这是我们第一个进入社会的“双个展”所以影响深刻，到后来正式成立创作小组后自然会想到这段历史，也因为正好契合了当时的思路和创作思想所以就用了“他们”这个第三人称的名字。另外的思想层面的原因之所以叫“ 他们”是为了抛弃虚假和泛滥的自我标榜的“自我和个性”，取名他们正是抛弃“自我”，在一种“新集体主义”的合作之下去寻找“他们的个性”。他们艺术小组怀疑自己这一代(70-80年代生人)所标榜的“自我”“个人主义”，与上一代因极端集体主义和个性压抑所造成的艺术家追求个性解放的“个性”不同的是，70-80年代生人的“自我和个性”有种无病呻吟的感觉，在一种过度的个人小情趣的自我和自恋中体现的“个性”是他们艺术小组怀疑的。所以他们艺术小组没有使用70-80年代出生的人喜欢的的卡通和拒绝成长等现实感不强的艺术形式来创作，而是继承了上一代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强调画面的叙事性和现实感，希望作品有更多的社会现实意义，他们艺术小组希望通过合作创作绘画的方式提出艺术新的问题，即在“新集体主义”之下能否诞生“新的个性”，就象上一代艺术家反抗的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极端的“集体主义”一样，他们艺术小组反抗的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极端的“个人主义”。两个艺术家画一张画，并长期合作共同创作，这本身也许就是一个与上一代不同的特点。
我们创作最初期是合租了个居民楼2居室，用其中较大的一间做画室，利用课余时间和晚上进行艺术讨论和创作实践。本科刚毕业，我们就拿着毕业创作去找同是湖南人的美术史老师易英看画，他当时写了本《学院的黄昏》，在学校里算是比较知名和“前卫”的，结果他看了我们作品后把我们的创作说得一无是处，说太学生味。说美院画画的老师都不读书，不懂艺术史，所以教出来的学生也是不读书不懂艺术的!我们受了刺激，为什么在学校能获那么多奖却在他这被贬得那么差，虽然心里不服，但是因为易英说的那些艺术理论又那么头头是道，所以我们也决定去看些书再来找他理论。从此我们大量阅读了各种艺术史和艺术哲学的书籍，也渐渐知道了德里达，杰姆逊，格林伯格，哈贝马斯，布莱希特，本杰明，鲍德里亚，罗杰弗莱等等作者的理论和思想，我们也经常去找易英老师吃饭顺便跟他讨论一下自己的作品和正在读的书，渐渐的走出了学院的小氛围，在更广的视野里去思考艺术和创作。这个思考和读书的状态持续了整个研究生3年，在这三年我们的创作实践与本科时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我们对图像和坏画理论有浓厚的兴趣，并对中国当代艺术和西方当代艺术进行比较，最终认为应该从形式和内容上都要与现在已有的艺术现象拉开距离，要走一条自己这个年代的人的一条新路。由此创作了“碎片图像”系列，这个系列是专门收集了很多自己在平时生活中和去外地考察下乡写生以及各种报刊杂志上的图像和照片，并且在这些头图片中要刻意选择那些没有拍好的和拍虚了的或者是边角料性质的“坏”的图像，将不具备典型性的和可以被忽略掉的抛弃的垃圾图像集中起来，然后认真的按原样进行油画创作。而且是像以往将那种很美的很好的具有典型性的图片用来做为创作的原始资料一样的认真对待和使用。就是很认真的做无意义的事。所不同的是我们将这些垃圾图像很随意的用剪刀剪成几个不同的部分，然后我们创作成员可以自己随意挑选其中任意的部分来进行绘制。在创作的手法上不能使用自己喜欢或较有个性的语言，只能尽量去还原图像本来的感觉，这样出来的画面就会和原本的照片和图像较为接近，但由于不可能创作成员的手法一模一样，所以在画完的照片和图像上可以清晰的看到画面不同部分组合在一起的接缝和一点微妙的个人感觉和手法的差别。这个阶段的作品大概创作了30至40幅左右，然后我们又在思考如何近一步的推进这个绘画的观念，在创作和思考过程中，我们想到了使用电视这个符号做为创作的母题和背景，因为电视机是不变的，但里面每天出现的节目和电视台的节目却不一样,这非常适合进行系列艺术创作来表达我们对社会问题和艺术本体问题的看法,所以我们创作了一系列电视机的作品,每张画面都是一台电视机,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而里面的内容是电视节目中不同的片段,如新闻联播的截图,或者某个电视剧的某一个镜头,或者是广告的镜头,还有娱乐节目的镜头,甚至是电影结束后的字幕镜头,以及电视剧的片头,把这些无意识无意义的图像加以强调和认可。这样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后,虽然观念比较充分，仍然觉得画面视觉有些单调,因为在选择这些图像和镜头的同时虽然就是一种自己看法和观点的表达,但仍然不是最个性和主观的表达.如何才能够在每一张画面上都表达我们社会的思想观念甚至是每一个艺术小组成员的不同的想法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经常上网,当时正好是各大门户网站流行网络聊天室的时候,像qq的聊天工具使广大的年轻人都迷恋上了通过网络来通信和互相沟通,也有很多人因为无聊或者是好玩在聊天室里随意的寻找不认识的人进行聊天开玩笑甚至是挑起事端以互相谩骂和恶搞做为乐趣,而这一切也是我们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种休闲和娱乐的方式,因为你是弱势群体,没有办法在生活或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所以更加需要在网络世界中与虚拟的对象与不认识的人去对话和聊天和发泄,正是这些亲身的体验和社会新事物的出现让我们突然有一天想到了为什么不就用网络做为创作的一个主题和表达方式呢?我们能不能使用绘画来进行观点的表达以及用绘画来游戏和聊天呢?图像聊天室系列作品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进行创作的,这个系列作品仅仅只创作了3张,就因为非典被迫中断了,但是这3张作品恰恰奠定了今后的创作基础,因为这3张作品已经是后面我们比较成熟的创作“同一间房子”的雏形,这3张画同样是以一台电视做为背景平台,电视的平台由我们共同创作和绘制完成,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随意的添加自己喜欢的或感兴趣的图像在上面,然后使用绘画接龙的方式,另外一个成员则根据上一个成员在上画面添加的图像再进行创作和添加有针对性的图像,然后循环反复直到这个画面几乎被填满为止.这样创作的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画面下一步会变成怎样,当你想到一个主题时并把它表现出来后另外一个成员马上用一个新的图像把你消解或解构.而他同样也会被你添加的下一个图像再次解构,当时我们发现了这个创作方式非常有意思并觉得可以形成一个较为固定的创作系列了,但正当我们准备进行稳定持续的系列创作的时候,非典爆发了,尤其北京是重灾区,几乎达到了人人惶恐的地步,大街上都见不到几个人,而再在一起继续创作似乎也是一种有可能互相传染的危险事,所以我们回老家湖南长沙各自在自己家里面把剩余的画进行创作,当时我们就约好每人先拿一幅回家创作把需要对方成员完成的地方先留出空来,等自己这一部分完成后再交换,完成剩下的部分,这样一直持续了半年左右,当我们重新又回到北京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沉淀和将3幅完成的作品放在一起观摩和思考时,我们又有了更清晰和成熟的思路,我们想这个电视机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变的平台,而上面那些我们密密麻麻画的不同的图像就是里面的主要角色和中心思想,但是这些密密麻麻的图像会使视觉显得比较的拥挤也使得中心思想比较的散乱和不够突出,必须在画面和视觉上进行推进让画面可以呈现出一目了然的感觉,但如果继续在电视机这个平台上创作就会有很多局限,我们需要更大的创作平台和空间来表现我们丰富的创作冲动和想法。
04年的时候，我们几乎天天都在一起讨论艺术和哲学的问题，做了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尤其在中国的当代艺术这一块，有了很多的想法和观念。“中国当代艺术颁奖典礼”、“艺术家现场招聘会”“四、六级中国当代艺术考题”等作品的方案都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当时还花了5000元在《北京人才周刊》封面上刊登了一期以“他们有限责任公司”为名的正规招聘广告，想在当代艺术领域做些有影响的事情的激情被彻底点燃了。随后我们找到了美院版画系的苏新平老师，谈了谈我们的想法，当然这些想法无疑在美术学院里是无法实现的，出于对我们一腔热情的支持，苏老师把我们推荐给了冯博一。冯博一对这些作品的态度是希望我们在现场实现，随即帮我们联系了长征空间，负责人卢杰看了策划案后评价是“太荒诞了”，认为可以一试，就免费为我们提供了一天的展示时间。一切妥当，问题就在制作现场的将近10万元的展览预算上。对于家境都不怎么样，而且在上着自筹资金研究生的我们几个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为此我们拿着策划书去各种各样的公司拉赞助，最终也没有一个回应，甚至在一些大公司门口就被保安拦下。这是我们在当代艺术圈的第一次展览，一定要办好，再没钱我们自己也要掏钱做。从各家亲戚那东拼西凑总算把舞台搭起来了，画册也如期进了印厂。虽然钱少，但作品效果我们一点也不马虎，大型的灯光音响设备、十八尊自己设计制作的奖杯、200米长的红地毯，还有很多过来帮忙的朋友和学生参与了主持和现场表演，有模有样的颁奖典礼现场让当时的长征空间挤得水泄不通，有些晚来的观众由于挤不进现场而懊悔，在场的观众顶着三十多度的高温看完了全场。展览非常成功，但人群散去的那一刻我们却十分的落寞，给家庭带来的债务和无法改变的生活现状，让我们失去了之前的兴奋，第二天我们就扛着梯子来给长征空间刷墙补眼，原来艺术不是那么好玩的。
这时为了省钱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室搬到了花家地北里的一个地下室，就是美院师生最喜欢的光顾的潭州酒楼这个廉价湘菜餐厅那栋楼的地下室,由于为了省钱,我们租了最便宜的地下室二层,纯地下,没有任何窗户,门对面就是厕所,经常臭气熏天,地下室很潮,空气也比较稀薄,在里面经常会感到困乏,有时候想休息几分钟打个盹结果一睡往往会睡上好几个小时醒不来.地下室里面的阴冷和不见阳光使我们的画布和画框都经常发霉,而我们也因为长期在里面画画不见阳光而面色苍白,关节痛.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们生活最苦的一段时期,经常喝一点粥充饥,偶尔到潭州酒楼里面点一个农家肉炒荷包蛋再买几两米饭就是非常幸福开心打牙祭的时候.虽然生活上比较艰苦但由于自己感觉找到了创作的方向,内心是非常充实的,也非常渴望快一点画出一系列成熟的作品,所以我们经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经常晚上三四点钟才回家睡觉,基本上一天就是两餐饭,中午醒来后吃一个早饭就去地下室画画,然后到晚上七八点钟两人吃一份蛋炒饭后就一直画到凌晨.在这里开始，我们把电视这个平台舍弃了,而是找了一间房子做为平台,电视机是这个房间里的一个道具,那在一个偶然机会翻看美国画家爱德华霍伯画册时我们发现了一张名为“午后的阳光”的作品,非常适合做我们需要的这个绘画平台,因为那画是一个有很大窗户张的餐厅,里面有几张桌子和一张门以及两个坐在餐厅中的人,我们把这张画加以改变使用了它的基本建筑结构,但是把它做为背景的门改成了一个柜子,柜子里面放上了我们之前做为绘画平台的电视机,这样这张画就有大窗户,餐桌,柜子,电视机这几个不同的窗口和平台,我们想这几个平台是不能变的,里面的内容却可以千变万化，而我们要通过这几个不同的窗口来表达我们的想法和思想。刚刚找到这个创意的时候我们非常兴奋,几乎天天都在讨论如何在这些平台和窗口中使用不同的元素,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稿子,发现这个系列的空间非常大,可以把不同的人物和事物并置在这个空间中,使很多超时空超现实的甚至不合理的人和事物非常合理真实的融入到这个结构和空间中.而电视机这个我们以前唯一表达平台成为了画面的一个次要平台和窗口,它让位于整个空间和窗口,这显然从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上我们的平台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放大和解放.于是有了《新娘》,《军粉》,《同志》,《吃蛇》,《飞来石》等一系列作品,在创作的语言上我们也进行了多种尝试,也有一个走弯路和失败的过程,最开始我们是想刻意模仿霍伯绘画中那种油画语言和色彩感觉,所以把功夫和精力都放在如何描绘这个房间的色彩空间和里面人物的造型语言上面,有时用很微妙的点彩办法去画一个墙面或者是一个简单的桌面,最后却发现这样画画的效率非常的低而且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有些偏离我们的本意,这样没有去强调我们想表达的观念和内容,而是去表现那些具有油画语言的细节和画面的色彩感觉和调子,当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探讨,我们决定重新使用最初画垃圾图像时那种无风格无调性的绘画语言,使画面呈现一种比较冷峻和简洁的氛围和色调,我们把这个房间的大面积的墙面和桌椅和柜子都做了简化处理,很多地方使用光滑的平涂方法,色调也主观的处理成一钟冷灰色调,这样来加强室内和室外的对比,这样更能使人们注意到画面中出现的主要人物和情节。这样使我们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描绘画面中的主角和主体物上,以及窗外的大面积背景上,在描绘人物和桌面上的主要物体时,我们采取了一种类似于弗拉芒早期绘画的那种直接而直观的具象写实手法,我们坚持写实而不带有某种风格和调性,只是用个人直觉比较极端和顽固的去描写对象的细节,然后在我们两个人直觉的基础上去达到一种一致,对细节的真实呈现也会使得画面很多看上去不相干的人和事物放在一起显得既令人惊异又会在视觉感觉上感到某种和谐,矛盾统一的感觉。这里面似乎有点超现实的影子,但我们这实际上是通过我们的创造把超现实现实主义了化.在视觉上和心理上都使人感到一种新鲜感,觉得有一些荒诞却又非常真实。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画的第一张作品《吃蛇》。这张作品看上去内容有点让人不安,因为画面上的主角是一个女人正在表演把活蛇往口里塞的民间特技,而桌面上摆放了很多毒蛇,蜘蛛,蝎子，蜈蚣,充气娃娃和性爱工具,墙壁上也爬满了蟑螂,真的有点让人反胃难受。从潜意识上看这似乎是我们压抑心情的一种过分表达,毕竟从中央美院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基本上在美院也算是最为优秀的毕业生之一了,因为在学校期间把几乎所有的专业奖项都拿了,毕业创作也得了一等奖.但我们仍然在进入社会后感觉到失落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作品也不成熟，没有任何的参展机会，没有进入艺术圈的机会，也没有赚钱机会,只能靠偶尔去带一带考前班的课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创作支出.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向家里伸手要钱来补贴生活心里也非常不安,而美院当时上下几届的同学毕业后真正坚持走艺术道路的非常非常少,可以说只有百分之一的比例,而毕业后大部分人都是转行做设计搞装修或者是办考前班,这其中也有一部分获得了成功“先富起来"。这种失落和差异感很强烈，我们心理上也比较敏感,而确实也受过不少人的白眼和看不起,有人觉得居然这个时代你们还搞艺术简直是可笑,别被艺术搞了!而在大学学习期间的风光与现在的落魄对比更成为被看笑话的理由。我们自己的心理敏感和自卑更加放大了这种感受.所以各种压力，压抑和莫名的某种愤怒必然要找到一个宣泄口,而艺术创作是我们唯一的精神支柱和快乐来源,也就必然成为这个宣泄的出口,《吃蛇》这张创作虽然很不成熟,过于直接和简单的发泄情绪,但它却恰恰是我们对艺术，对生活，对社会，对自我处境，对人生，对理想的诸多看法和思考的一个集中表达.是我们的一个阶段，这张画面柜子里面很醒目的放着我们的硕士学历证书和毕业证书是对自我的怀疑也是对现状的不满。在这种室内残酷而荒诞的描绘中,我们似乎发泄得比较尽兴,这种发泄也让我们更加理性的去思考和反思,显然我们也意识到了这种简单直接的表达不够成熟不能走得更远,所以潜意识就让我们把这张作品的窗外变成一个蓝天白云风和日丽的优美风景画面,这样既舒缓了室内的紧张不安情绪也使得画面有了一个释放和对比,一静一动,一美一丑使得画面更具戏剧性而我们作者退为一个中立的立场,这张画也成为使我们的创作逐渐走上理性和成熟的节点.作品内部蕴涵的张力更为饱满和朴素,在这个阶段我们过了一年半,虽然从现在看太过短暂,但是在当时在来说每一天都是煎熬和痛苦的过程,但有了绘画这个载体和出口使我们有了快乐和精神支柱,我们经常幻想作品被认可的那一天,但这种幻想和希望又那么的渺茫,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经常用玩笑和幽默来化解这种异想天开带来的压力,比如我们经常在画画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幻想编成歌来唱,也经常像讲相声一般的模仿作品被认可后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的情形,一个人扮演采访者一个人扮演被访者,这种伪装答记者问和获奖感言的自得其乐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自我排解和消遣,也舒缓了我们的精神压力,其中有一首改编的歌是当时大街小巷放的口水歌：屠洪刚唱的“霸王别姬”。我们把它改成了：“我站在，威，威尼斯，恨不能，参加这个展览......”把“情深深雨蒙蒙”的歌词改成了：“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圣保罗双年展，北京国际双年展......”我们在改编和唱歌的过程中经常自己都笑的人仰马翻，这种自得其乐也使我们在偏执的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保持了一份理性和客观，也使我们在具有批评精神的同时也有一份自省和自我怀疑态度，这一切无疑都对我们的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05年的一个中午，我们正在收拾行李，定了下午的火车票离开北京，回老家长沙看看有什么可以为生的办法，顾振清打电话来告知下午会带希克来我们的工作室看作品，兴奋得我们放下行李就去退了火车票，早早的在地下室里等着。三点，希克如约而至，在看完“同一间房子”的系列作品后，他和我们讨论了一些作品的哲学观念和将来的发展问题，并告知他会像定杂志一样每年买两件这个系列的作品。从地下室走出来的时候，我们感觉那天的阳光特别的明亮，希望似乎就在眼前，觉得希克就是个大救星，但是此事就此再没有了下文，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在等待……
在地下室期间，支撑我们的精神信念的的我们永远感激的人有这样几位：范迪安，吴长江，易英，殷双喜，冯博一，顾振清，柳淳风等老师和朋友，他们都曾去过那阴暗破旧的地下画室看我们的作品，并给了很多鼓励。记得范迪安老师当时还带着前波画廊的老板茅为清来看我们的画，让我们十分感动的是，出了地下室后范老师发了一条短信给我们：“当今绘画上能有新的观念和语言形式都极为难得，而你们的作品让我看到了希望，感觉很好很有意思!希望你们坚持下去!”这段短信我们一直舍不得删掉。还有吴长江先生看到我们在这么差的环境画画有点心酸，他对我们说：“看你们画得这么认真和投入很感触，在这个年代画出这样让人感觉安静的画十分难得，用不了几年你们的同学再看见你们时就会很着急，因为你们积累了这么深这么多，但是你们还是要注意身体，不要在这么阴暗潮湿的地方长期工作生活。”
05年的酷暑，北京夏天的地下室湿气非常重，画还没画完，画布已经起霉了，为了保护自己辛辛苦苦的成果我们想找一个能在地面上的工作室，在798找了一个一百平米左右的要价六万，而且抢的人很多，物业要求价高者得，我们支付不起。后来去了酒厂，那刚刚开始盖，开发商是湖南人(同乡)，告知我们已有一些知名艺术家已经进驻，价钱比798便宜很多，我们很兴奋，拿了借来的一万多元现金，骑着自行车冒着大雨跑去总算是定下了一个九十多平米的工作室。为了装修房子(其实谈不上装修，就是抹点水泥，做个门窗)再一次向家里亲戚借钱，好端端的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就这模样，真是让同学朋友们都看不起。因为装修时没买当地包工头四毛钱一口的砖，去买的两毛多的二手砖，被他们恶意破坏，把水电都停了，受尽委屈的我们拿起铲子几乎和那帮民工干起架来。工作室的大门我们是在旧货市场淘的，刚开始花两百元装了一个外表很漂亮的，但铁皮很薄，没几天功夫就被人一脚踢变形了，后来换了一个很扎实的铁门，很破，才五十块钱，但总是关不严，一下暴雨，雨水全跑屋里来，所以当时只要一下雨我们就要跑回工作室，拿着簸箕两人不停的往外赶水。尽管当时生活上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们内心还是很充实很快乐的，因为感觉自己已经是职业艺术家了，可以画很大的画，思想上也很自由，不用去管美院那套，画暴力也好，色情也好，只要是内心真实的东西都能发泄出来，至少精神是非常健康的，作品风格的形成也在那段时间清晰起来。
在艺术区里确实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机会，经常会有一些其他艺术家来串门，也有一些画廊老板、拍卖行的人、策展人过来看作品。虽然有些人也认可我们的观念，但看着我们工作生活的状况，并不认为我们的作品会有市场机会，也就看看作罢。也有一些表示鄙视和不屑的，一听说是版画系毕业来画油画的，直接就当面骂画得腻死人，内容也让人难受。还有一些愿意出很低的价钱买下，就当支持，我们也拒绝了，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作品一定是有价值的。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朋友柳淳风介绍，韩国的表画廊老板看了我们作品的图片说很喜欢，一定要来画室看看。说实话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确实是个机会，但是过往种种的不靠谱和打击让我们保持得很冷静。一身名牌的六十多岁老太太带着助理进了工作室，我们俩甚至头都没回的继续画自己的，让她们在身后站了足足一刻钟。她问我们能不能给你们做一个个展，我们当时的反应是我们要开一个对我们来说很高的条件，要给我们印一本画册，80P的，这是我们唯一的要求，她和助理都笑了，展览定在06年4月，韩国首尔。这就是我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个展。之后就慢慢的参加了更多的展览和艺术活动直到今天。
【编辑：马海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