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曾经因一堵墙而分成东方与西方两个世界，如今已是欧洲新兴的创意文化之都。每年有数以万计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建筑师、音乐家、平面设计师和服装设计师涌向这座城市，把以前位于东德的老住宅、监狱、厂房、仓库改造成了居住地和工作室。这一次，我们带着“为什么是柏林”的问题，去到这个安静与躁动的城市，寻找她背后隐藏的故事。
1987年5月1日，一个常年穿着“柏林第一纵火犯”T恤衫的精神病人在一个超大型商场纵火，退休老人、年轻游客、土耳其小孩纷纷从商店里搬走整箱的橘子巧克力。那个地方如今是老鼠聚集的荒废之地。此后，每年“五一”劳动节夜晚，极左派分子一定会出来打砸抢烧，以暴力对抗资本主义生活的传统观念，十足的愤怒青年；而下午上万人参加的和平游行却完全是唱着“国际歌”的另一拨人：坐在现场音乐会露天舞台旁的竹椅上休息，烤鱼、喝啤酒、吃薯片。玫瑰色头发的朋克Kola几年前因为“五一”暴力争斗被逮捕，判罚1000欧元现金和100小时的社会服务。现在的他有了小孩，离开了占柏林人口三分之一的单身圈子，坐在阳光下，对暴力毫无兴致。所谓革命信仰不如鲜活生命给予他的震动大，他的下一代不知又会自我浇灌成什么样的人。
柏林不仅是创意天堂
柏林人大嘴巴，爱批判，尤其是对高失业率、降低的生活水平、政府经济负债高颇有牢骚。超过一半的柏林人并不是出生在柏林，越来越多的年轻国际专业人才定居柏林，尤其是时髦的“创意经济产业”：柏林有21000位艺术家，超过8万艺术从业者，按收入统计的话是音乐人和画家最多。全世界最好的电子音乐DJ几乎都从世界各地迁居，柏林俨然成为世界电音首都。
43岁的世界级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Olafur Eliasson）被欧美媒体赞为“当代艺术的达·芬奇”，他出生于冰岛，在丹麦、美国工作之后现在也定居全世界当代艺术最活跃的柏林。他那震撼了“当代艺术”定义的系列作品来自于一个杰出的智囊团队，完全是全球艺术界的“中等”机构：38位来自不同专业背景和价值观念的正式员工基本上十年来没有怎么变过，建筑、物理、科幻、心理、工程、手工艺、档案学和艺术被糅合成一种“魂灵”。整个红砖建造的三层楼工作室成立于1995年，倒更像19世纪的复古风格：地下一层，忙活木头和钢制模型的年轻人们胡须硬硬，夹杂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各种口音；地上一层，几个助理在一个复杂的仪器里挂一面大镜子，测试一个创意的光学效果；建筑师们在二层的空间里讨论一个展览项目现场的绘图⋯⋯这位昔日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霹雳舞比赛青少年组冠军，每年会选定一个主题，组织实验艺术活动，他关注的天才也不只是和工作创作有关，他曾经公开展示放了一段13岁“手部运动小天才”各种不重复手指动作组合表现自我的视频录像，“如果他不是那么年幼，我一定把他召到我的团队”。
越来越多世界公民来到这个城市，柏林已经成为“新德国”的代表，一方面摆脱沉重历史和经济衰败的负担，一方面却天马行空、一刻不停地“生产创造”。柏林不仅是创意天堂，而且是各种各样怪人的老巢：充分地呼吸、舒展，发现他我。整座城市底蕴深厚，不动声色看着各种奇遇和混乱，即使前卫的时候也不会聒噪单薄。这个城市鱼龙混杂，非常批判，有很多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开放、理解而互相坚守。
“我们要做现实的人,但要去尝试不可能的事。”
“除掉各种虚假流言和偏见，能被他人正确理解。”这是著名的柏林同性恋市长Klaus Wowereit的梦想，他和四个姐妹一起成长，从小没有父亲，勃兰特（Willy Brandt）是他的偶像：“希望我能拥有一个视野和思维上的宽阔，也能够观察到风把沙子刮到海洋里的美丽。柏林的350万人就会有最少350万个愿望。交流是理解陌生世界的最重要前提，不论是旅行，还是人际关系，或者政治生活。我们要做现实的人,但要去尝试不可能的事。”右图：荷兰艺术家Tim Roeloffs创作的柏林拼贴画
在柏林，不可能的事经常成为可能：欧洲最好的艺术影院在柏林。德国媒体曾经评论，开张了50年的 “军火库Arsenal胜似10个电影高校”，红色却低调的传奇影院就是柏林的缩影。艾丽卡和乌里奇·格里格夫妇（Erika and Ulrich Gregor）是“军火库”影院的创办者和经营者。艾丽卡在伦敦学习历史与哲学，乌里奇在巴黎学习法国文学和电影史。两个热情的电影爱好者1960年代先成立了“军火库”电影协会，策划个性化的放映活动。开始时很简单：一个地点、一块银幕、一架放映机就可以。他们向德国艺术科学院寻求合作，获得了放映场地。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和赞助，当时的节目表是用打字机打印，然后用手摇油印机印刷。很多人是兼职，只有两个专职工作人员，一个负责放映，一个是会计。电影院的办公场所，是他们自己家的卧室和走廊。1971年，“军火库”举办的“青年电影论坛”放映活动因为影响很大，与柏林国际电影节合并。现在这家会员制的艺术影院有5000多名会员，每个月印刷的2万份节目单和专题电影系列书籍都非常专业、朴素和严谨。常年进行的纪实性、政治性、实验性主题电影展映启蒙了德国几代的电影爱好者，“我们希望世界能越来越好，对国家文化建设也有使命感。德国人总是太自我满足，不知道他人疾苦，比如他们的生活环境很安定，孩子从小到大接触的就是这种东西，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德国导演慢慢变得单一，没有厚度。”
柏林的多元文化环境是很多这样的劳模不计小我，客观批判，从几十年的勤奋战斗出来的。他们走在时间和潮流的前头，牺牲私利，和专业、媒体、出版、教育、政府、全世界专业网络交流、合作、谈判、抗争。前几年“军火库”也经历了一次很大的危机，来自东德的柏林文化部长突然把柏林电影节论坛预算减了20％，只有15万欧元，“那时候我们真要关门了。”格里格夫妇发起了一个巨大的抗议活动，世界各地电影界的人都来声援，柏林市长收到了数千封抗议信以至需要一个专门的秘书来处理这些信件。在抗议活动发起声明上他们用了这样一句话：“Movies Have A Memory。”
诚实为本的教育
在柏林总会遇到这样的人：有正在写作长篇小说的出租司机，在街上念经行善却已将自己真实爱情经历拍成电影的西藏喇嘛，或者皇家花园入口衣冠楚楚宛如王子的看门人。这是最让人敬佩德国的一点：哪怕最基础的各种工作都有其专业规范，每个职业都有自我尊严和非常专业的教育培训。即使是风格最为“散漫”的艺术家，柏林文化厅也经常会经常发布公告，提供各种免费却专业的“艺术家培训课程”：借助欧盟的“欧洲社会基金”帮助艺术家了解专业市场推销、网站建设、展览组织、合理避税等课题“积极入世”。
我最感叹的是全市超过1000个非常专业的图书馆，这些绿洲与平常人的生活是自在共存的。我的母校——柏林自由大学图书馆充满阳光和超然，是福斯特的作品。这种大师在欧美很多小作品，非常融入生活，但让人怀念的不是他在北京首都机场的这种大规模作品，而是绿茵中小建筑的轻灵朴素。记得印象最深的一门课叫做“综合管理”，学分很高，却非常“不务正业”：16个同学从柏林坐夜班火车奔赴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海边超级豪华别墅，每天清晨和教授一起在树下打禅，上午没有任何说教和理论，大多是不同情境中的角色游戏，有些“表演”的成分，比如模仿整个公司招聘过程。其中有一个问题讨论记忆深刻：如何在一个中非国家完成一个看上去几乎不可能的运输任务。有一个小组当时提交的方案是“找到当地政府负责人，采取经济共惠的谈判手段，动用军方直升机完成任务”。教授判为0分，原因是“人格不诚实，其余免谈”。对于“诚实”的教育可能是德国社会最为重要的根本。
低姿态、不短视的公共服务
2007年德国政府曾经提交过一个“德国文化及创意产业”报告。不超过5个员工的超小型企业（年营业额不超过200万欧元）占了绝大多数：98％ ，很多公司甚至是1个人的企业。出人意料的是，德国政府并没有片面根据经济指标的比重偏袒大公司：“德国社会的文化多元性：不论是艺术家个人还是跨国出版集团，不同形态的创造性比经济价值更为重要。柏林政府每年会提供830个工作室可供艺术家自由申请，每月只需支付大约5元人民币的象征性房租。”
在柏林，文化创意产业就像一个海陆空全能战队，从国家政府体系、公共基金支持、教育培训、公众交流等全方位出击，最主要的是对于“人”多层次的理解和尊重。创意绝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专业和精神，更是和他人、社会互相联结的血脉和气场。
【编辑：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