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生活与战争Today’s Life and War 摄影 96x131cm 2008
对于一般人而言，“日─常生活”（day-to-day life）代表每天反覆出现、让人觉得熟悉、理所当然和不言自明的一般事物，以及和这些日常事物有关的想法或作法；也就是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的常规事物和相关心态。
——海墨尔（Ben Highmore），《分析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Everyday Life and Culture Theory）
日常这日复一日、常规化附著于生活表层的循环，驯养出人类的第二天性（the second），“2013亚洲艺术双年展”以“返常”做为策展主题，试图从日常性的文化现实连结亚洲区域的创作语境，策展人黄舒屏列举亚洲近年来街头越趋勃涨的公民意识、行动，平凡之人的俗愿仅是信仰著安居（dwelling），然而当食、衣、住、行等基本需求的失落与消逝，使隐形的抗争战线（游行、示威）逐步被拉起，成为沉默民众的抵抗路径。如恶搞行动者松本哉（Hajime Matsumoto）所号召的“素人之乱”，从字汇上来看“素人”所象徵的业餘，却汇聚成为扰动社会体制的坚实参照。生活琐碎的诉求，渐次成为政策、社会倾听的标示，同步也触发美学上对于日常性重探的挖掘与发酵。
规训与仪式：喜剧的抵抗
规训是一种有关细节的政治解剖学，……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变得更顺从，或是因顺从而变得更有用。
——傅柯（Michel Foucault)《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双年展记者会的通知函，模糊写到展览的开幕仪式将在中正纪念堂主体的台阶下举办，这曾是纪念威权荣光、俗称“中正庙”的纪念堂，在政党轮替时代的尾声，大门上的“大中至正”更名为“自由广场”，昔日的“瞻仰大道”也改为“民主大道”。对这建筑的记忆从父执辈的党国纪念，到笔者童年写生的花园，今日成为中、日观光客台北行必访的要塞。整点一到，四位穿著仪队服的礼兵从主堂旁步行出，开始进行一系列标準枪法、队形、军礼程序，也引来观光人潮的围观。观礼一阵子后，礼兵们的姿态开始异变，如抚摸象徵礼兵生命的M1步枪枪身与枪穗；通常朝向敌人的枪口却不时会朝向蒋公铜像所在的内殿；礼兵们时而托腮沉思、抚摸对方的脸颊、抬举等具戏剧情绪暗示、柔软舞蹈的肢体，观光客们原等待围观著旅行书上标示整点出现在纪念堂的仪队表演，然在礼兵们逐步岔离威严的举止后，群众开始发出汕笑与疑惑，甚至有民众恍然大悟，在台阶上大喊“真正的仪队在上头。”
上述似真／非真的礼兵表演，即是以色列团体“公共运动”（Public Movement）此次双年展与台湾退仪邦合作的作品《荣耀礼兵》，“公共运动”的创作模式，倾向与日常紧密连结的政治体系或是公共机构合作（如消防队、警察体制、军方急救单位等），关注国家、公共性体制与民众间的关联性，团体成员Dana Yahaomi与Hagar Ophir表示台湾矛盾、杂叙的历史情境，让数月前造访台湾施行创作田野的他们感慨“台湾真是本很难的教科书”，藉由裂解军礼仪式背后宏大的叙事，包括政治创伤、神话与遗產，让观者重新思索机制、规训／群众的关连，而从这些与标準仪式异化（调侃、异常庄严如喜剧般）的手势与肢体，重新寻觅“认同”与机制批判的挪移距幅。
翻转日常剧场的蒙太奇
日常如剧场，高夫曼（Erving Goffman）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以社会角色的观点，藉由舞台空间前、后台的配置，将日常与社会生活视为一场符号交换的自我展演，艺术家面对日常舞台的生活叙事，部分艺术家选择以蒙太奇（montage）的主观拼贴、剪辑，凸显这类生活剧场荒诞，或是说也许仅有透过剪辑才能逃离被日常控管的叙事。拼贴日常剧场的翻转逻辑，在河床剧团与何采柔合作的戏剧装置作品《半透明的》有最贴合的呈现，作品以购票、候诊、叫号等被传唤经验，藉由声音记忆、画面、甚至移动的空间造成一种脱序的错置气味。韩国徐道获（Do Ho Suh）以透明湖绿、粉紫等轻盈色系的聚酯纤维编织出一栋薄层般的现代极简家屋，以曾旅行过的家屋地址命名，回应其地理扩张、文化穿梭经验下“处处为家，无处为家”至“立足之处变成家”的全球化信仰，在科技与生活无国界经验下的乡愁成为一类广泛的文明病，然这件作品显示人们甚至可能割除对于家园想望免疫的催眠之术，家屋也从边界的剧场成为无远弗届的“他方”。
捕捉巴基斯坦面临现代化传统工艺消逝的处境，苏莱曼（Adeela Suleman）明白表示“材质就像我的画具”，他以交通经验的经常配备—“安全帽”为出发，刻意使用日常现成物，拼贴出女性专属的《绘有绿色旗帜的安全帽》，如厨房锅具成为帽体、勺汤匙成为花朵般的伞状的装饰，让居家与包覆的安全感成为意义上的双关辞汇。日本的岩崎贵宏（Takahiro Iwasaki）无论是从扫把尼龙、毛巾中长出电塔的日常小趣味，或于攀附地面炫丽如丘的电缆线间，以电缆塑胶外膜内的细微铜线，编织出都市的基础建设，以微观的视觉经验，岔离出“311”震灾经验衍生电力对于社会能量力与日常的互为表裡的现实。相较岩崎编织所传达的社会性，塩田千春（Chiharu Shiota）则藉由琐碎、日常的编织与缠绕的绳索，刀絮、密布的结网过程，成为其舒解关于生死、心灵闇黑的解放焦虑之境。达婿堤（Gohar Dashti）《现今的生活与战争》则是将一对男女并无激情的日常，置入荒郊的战乱现场，对比出日常的延续、日复一日，却是生命能够坚忍、求生的支撑。
身体芭蕾到地方芭蕾的畸变皿
西蒙（David Seamon）于《生活世界的地理学》（A Geography of the Lifeworld）指出，人类身体在日常反覆操作的经验，会成为具备前意识（pre-conscious）的主体经验，例如上班路上专心想著某件事物，身体还是自动导航到公司所在地，那是日复一日操演的结果。他将这类自动、习惯性、不自主、无意识近乎机械的举措称为“身体芭蕾”（body ballets），无论居家或工作场所，我们都能看到这类（或我们当下就正在自我训练）日积月累造就的身体奇技。然而当设定放大到社会空间的生活场域，不同人例行性聚集而成的身体芭蕾，将交织出如同民情、风俗更复杂的“地方芭蕾”（body ballets）。
如何解构与捕捉“地方芭蕾”的舞码，下道基行（Motoyuki Shitamichi）《地图上看不到的线》针对在地的创作考察，发掘台湾的巷弄间停车格不成文的佔位形式—摆设盆栽，这些笨重、称不上美观的植物，却成为日常生活划分的暗示与“界线”，当它们出现佔守车位象徵工作，当它们隐身在车体后方，有如人们返回家中的日常。创立于印尼日惹的“自然纤维之屋”（HONF Foundation）是由来自音乐、视觉设计、电脑工程师多元背景所组成的新媒体艺术实验室，此次参展作品与艺术家Venzha Christ合作，造访中部的农业改良场和生物科技的实验室，从造访过程中认识许多微小酵素、胚芽或种子成分，如米胚芽酵素（GABA）其实被广泛应用在降血压、助眠、抗癲癇等神经传导相关的医学功能上，艺术家发现“危机总是人为，而解题却也是人为”，他将这些造成剧变的微小的元素装入试管，围绕著改良式耕耘机农具的环形结构，用细微的电子感应產生震动与收音装置，再将这些“具贡献”的元素，构成社会性实验乐器的声响。
拉斯迪阿（Araya Rasdjarmrearnsook）的录像作品迴照出一类东方宗教质地下沉静、凝思的肃穆身体，将这样的身体与西方的经典绘画名著并置于寺庙与乡野，此次展出的“村落与他处”（Village and Elsewhere）系列，即在保守的寺庙中，展示昆斯（Jeff Koons）女体暴露的资本消费的语汇，和简提列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女弒男的《茱蒂丝斩首荷罗芬尼斯》（Judith Beheading Holofernes），僧侣则针对两幅图对会中进行开示，以宗教绘画般的象徵手法，将画作詮释为道德性的寓言图说，当菁英艺术与日常信仰相遇的节点，在文化与阶级边陲的“他者”是如何以漫不经心、散漫的感性发展出迥异于西方观点的语境。
在《汉娜鄂兰：真理无惧》叙述引发鄂兰（Hannah Arendt）提出“平庸的邪恶”（banality of evil）论述的背景脉络，带出真正的邪恶来自放弃思考（thougtless）的论述，引发当时对于集权主义、邪恶本质的时代思辩。影片最末鄂兰点淤无奈地回望夫婿，说道民众只注意到犹太领袖也是悲剧帮兄的争议，却没发现这套“平庸之恶”理论的唯一缺陷就是：平庸与根本性无法并存，因为“恶”并非根本性，而是极端性，然而只有“善”才是根本性。从名为“返常”的双年展作品返回现实开始，接力跑著展览开幕（揭幕仪式、艺术品导览、媒体接待、採访录音等）的日常，是否同样扮演著这场台湾艺术盛典日常剧目下的一角？即便被尺幅广泛的日常惯性与叙事包围，仍不难挖掘在制式规范阴影下潜藏的空隙，善用转圈的施力点製造“微小抵抗”的可能，这些短暂、柔弱的扭转也可能形成破坏坚韧日常的战术。鄂兰的省思同样提醒著，日常与惯性始终来自日复一日“后天”的堆叠与训化，然“创造”却是人身为人不变的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