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长河中，符罗飞（1897—1971）是一个非典型的存在：他从南洋苦力到留欧艺术家，从第一位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到战时中国的记录者。然而，这样一位一生辗转，融汇中西的艺术家，今天却鲜少被人提起。
“换了人间：符罗飞的现实主义绘画与中国战时艺术”正在泰康美术馆展出，这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符罗飞回顾展，力图将这个人、这段历史重新拉回公众视野。
▲展览现场
“换了人间：符罗飞的现实主义绘画与中国战时艺术”
01
现实主义浪漫派
符罗飞的艺术底色
符罗飞的一生，既是个人奋斗的传奇，也像一面镜子，映出现实主义绘画和新中国美术的曲折来路。1897年生于海南，少年漂泊南洋，青年时代半工半读于上海美专，同时投身革命；随后远赴意大利，在那不勒斯皇家美院接受正规的西方学院派教育，成为第一代留学意大利的艺术先驱。在意期间，他的作品获得意大利王室青睐。1936年，他作为旅居意大利的外国艺术家参加第20届威尼斯双年展，送展三幅作品全部入选，这是目前已知中国艺术家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最早记录。
▲展览现场
“换了人间：符罗飞的现实主义绘画与中国战时艺术”
两年后回国，符罗飞的道路发生了剧烈变化。他主动将融汇中西的语言与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紧密结合，水墨、速写、漫画、油画……他以多种媒介深入战争与流亡的历史现场，尤其是在1946年湘桂大饥荒期间，他随赈灾车队深入灾区，在酷暑中绘制近百幅速写，这些画稿成为饥民苦难最直白的证言。符罗飞将他创作状态定义为“现实主义浪漫派”——既有现实的重量，又不失表现的能量。
▲展览现场
“换了人间：符罗飞的现实主义绘画与中国战时艺术”
策展人蔡涛将这次展览的英文标题定为“The Shape of Content”恰好点出了1940年代一批中国艺术家最核心的冲动：如何将自己身处的社会现实与内心激荡，转化成推进社会变动的艺术形式。这场展览并非一次简单的美术史“补课”，更像是一场邀请：邀请观众重返1940年代的艺术现场，去感受一位从底层挣扎而上的知识分子，如何在战火、饥饿与变革中，以画笔为时代造像。
02
一个生动的个案
一块缺失的拼图
在泰康美术馆一至二层的展厅里，“换了人间：符罗飞的现实主义绘画与中国战时艺术”正在以一种沉静而有力的方式展开。四百余件作品、百余种历史文献分居于七个主题单元中，以符罗飞的个人命运为线索，与20世纪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紧密交织，清晰展现出他的创作主题与语言风格在时代洪流中的一次次转向。
▲展览现场
“换了人间：符罗飞的现实主义绘画与中国战时艺术”
“田园牧歌”作为展览的开篇单元，呈现了符罗飞早期作品中宁静的一面：少年漂泊南洋的记忆，在意留学期间的古典写实训练，都凝聚在此处。随后的“怒吼吧中国”与“饥饿的人民”，画风骤然转为锐利、炽烈，炭笔速写与讽刺画交替出现，直接切入战时中国的苦难与抗争。
▲展览现场
“换了人间：符罗飞的现实主义绘画与中国战时艺术”
“星丛：人间画会与中国战时艺术”是整个展览中最具结构性巧思的单元。战后的符罗飞，在香港被推举为“人间画会”首任会长，现场以“展中展”的形式，将符罗飞置于一个更大的艺术群体中，与黄新波、李桦、张光宇、廖冰兄、谢趣生等人的代表作与此并置，全景还原1940年代左翼美术的创作生态，补上现代美术史研究中一块长期缺失的拼图。
▲展览现场
“换了人间：符罗飞的现实主义绘画与中国战时艺术”
引人瞩目的“自画像”单元，集结了符罗飞1936年至1967年间、横跨30载人生的至少17幅自画像。作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最热衷于绘制自画像的艺术家之一，这一单元的精心布置，让观众得以近距离感受他如何在每一次自画像中完成历史沉思与身份确认。
此次展出的作品中，有29件为泰康收藏珍品，更有大量首次面世的未公开手稿、史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稀缺的一手资源。泰康美术馆的学术研究以“1905—1942—1976—现在”为断代节点，聚焦“建制、媒介、艺术生态”三大核心，其中“媒介”自2012年起持续作为核心议题推进，强调以历史与当代并重的视角，解读艺术媒介在中国艺术现代化进程中的嬗变。
▲展览现场
“换了人间：符罗飞的现实主义绘画与中国战时艺术”
而符罗飞的艺术实践，恰好深度嵌入20世纪中国的历史肌理：他戏剧性的人生转折、融汇中西的艺术手段，以及知识分子自觉与革命者情怀并存的复杂身份，构成了那一代艺术家命运与精神抉择在绘画媒介领域的生动个案。这种以个案撬动历史的呈现方式，也终将在所有关注中国艺术现代性进程的人心中，激起关于战时艺术创造力、媒介裂变与艺术家时代价值的长久讨论。
03
一场展览
与一位策展人的追问
为什么要重提符罗飞？如何理解他笔下那些粗粝而滚烫的线条？又该怎样看待他与同时代艺术家之间的独特性与共振感？此次展览的策展人蔡涛回溯了展览初衷与发现，他的回答里没有太多学术术语的堆砌，更多的是对一段被遗忘的艺术现场的重新凝视。
Q&A
99艺术对话蔡涛
蔡涛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
曾供职于广东美术馆
Q：此次展览以“换了人间：符罗飞的现实主义绘画与中国战时艺术”为主题，为何选择以现实主义定下展览的基调？
蔡涛：
我策划这个展览最大的企图是更新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那个年代有千千万万种出于良知和本能的现实主义表达，是我们艺术史里最鲜活、最有原创力的一部分。回到历史现场，把谢趣生、张光宇、李桦、符罗飞等艺术家集合起来，每个人都会告诉你他理解的现实主义是什么样子。符罗飞在40年代提出“现实主义浪漫派”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我用“现实主义绘画”来定调是提醒大家：这就是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在40年代的真实面貌。为了让人信服，我们还在展览中专门做了“人间画会与中国战时艺术”的展中展。这个词本身的活力，我们依然有很大空间去拥抱它。
展览的英文标题“The Shape of Content”也别有用意，这是美国社会现实主义艺术家本·沙恩（Ben Shahn）1960年代在哈佛大学诺顿讲座的标题，恰好契合40年代艺术家们的追求：我们有怎样的社会现实和表达冲动，就把它转化成当下需要的艺术形式。
▲符罗飞《土地的主人》（又名《收工》）
20世纪40年代 纸本粉彩 108.8×78.6cm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Q：符罗飞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能进入主流美术史叙事，你对符罗飞最初的印象是怎样的？
蔡涛：
李伟铭老师在1997年广东美术馆的开馆展“现实关怀与语言变革”里说得很清楚：符罗飞与司徒乔是广东现代画坛上两位真正具有天才气质的艺术家。那时候我还看不懂，但这句话一直记在心里。后来随着眼光的成长，我慢慢感受到符罗飞画作中的力量：你会觉得所有毛孔都在参与，他的创作从来都不只是用眼睛和手，而是用整个生命。学习美术史的意义，或许就是让我们的感知变得更正常。
▲符罗飞 《岗哨》
1940年代 纸本水墨 102x40cm
©泰康收藏 TAIKANG COLLECTION
Q：是怎样的契机，推动你与泰康美术馆共同推出这场迄今规模最大的符罗飞专题回顾展？
蔡涛：
这场展览的缘起，其实是一连串的缘分。我的好朋友李伟在中国嘉德负责水墨业务，我们因为都关注战时艺术结缘。2019年，他在嘉德拍卖做了“中国精神——战时现代艺术专场”，那批作品后来有一部分被泰康收藏，成为这次展览的重要基础。
2023年，我在泰康美术馆做了一场“现实感的多重变奏：杨秋人《骑楼下》（1948年）与战后绘画”的讲座。杨秋人在战时非常欣赏符罗飞，评价他的作品是“自然而有现实感”。那时杨秋人正在反思战时八股式的宣传艺术，符罗飞身上有一股内力，他根据自己的社会观察和人性判断去创作，这对整个艺术界都深具启发。那场讲座我讲得很动情，泰康美术馆唐昕馆长和研究员许崇宝当时就问我，能不能策划一个符罗飞的展览，我立刻就答应了，这其实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也是泰康美术馆长期探索的学术方向，一拍即合。
其实我们在战时艺术研究上有个很大的困境，看不到好的展览，看不到原作，大多时候只能靠粗略的图版做二手研究。我希望通过这场展览，让研究者们能真正触及战时艺术的真相，也让更多人知道，曾经有这么一批人，在中华大地上留下过闪耀的艺术星光。只是因为战争和时代变迁，这段历史被我们遗忘了。不是没有精彩，而是我们没有主动去讲述这个故事。泰康这些年做了不少努力，但肯定还有大量文章可做。这个展览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就是：还有太多我们根本不知道的精彩。
▲符罗飞《不屈的呐喊之二》
20世纪40年代 纸本墨笔 18.5×12cm
家属收藏
Q：符罗飞的人生轨迹极具传奇性：从南洋苦力到留洋艺术家，再到战时社会的忠实记录者。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转折，即是他中年游学意大利进入那不勒斯皇家美术学院，接受古典写实绘画训练，回国之后则主动改变了创作风格，创作了大量炭笔速写和讽刺画，你如何看待这种创作风格上的转变？
蔡涛：
以前我总觉得符罗飞留洋时的学院训练和回国后的创作是割裂的，但做完这个展览，我发现自己之前的理解太浅了。这次展览中有一张《逃难》的画稿，上面有意大利文，能明显看出他在意大利的受到的训练，这不是单纯用国内的漫画风格能解释的，很可能与他的留洋经历有关。
他在意大利的八年，正是西方现代艺术最激进的时期，政治动荡中，德国新客观主义、珂勒惠支的作品、巴黎派的艺术语言……他都能在现场接触到。聪明的艺术家不用刻意去学，再加上他在南洋也漂泊了八年，虽然是流浪，但那种底层生活的体验，和留洋的学院训练结合在一起，才造就了他的独特性。以前我觉得漫画、木刻是推动他风格转变的主要力量，但现在我不敢这么绝对了，意大利的八年经历，一定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符罗飞《自画像》
1946年 纸本铅笔 39×28cm
广东美术馆藏
Q：基于对战时艺术的深入研究，相较于同时代的艺术家，你认为符罗飞最独特的美术史价值体现在哪里？
蔡涛：
他的独特性，核心在于他的人生经历。我做过这么多艺术家的研究，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从小就过着流浪苦力的生活。11岁就出海搏命，在南洋做橡胶工、铁匠、伙夫，时时刻刻都面对着生命的脆弱。从最底层挣扎成为高级知识分子，这种奇迹般的经历，给他的现实主义表达提供了无穷的力量。他画穷苦人的时候，我觉得更像是在画自画像——路人的悲苦和疼痛，在他身上激起底层的创作能量，都可能是对自我创伤的投射。这种带着生命体验的写生，在艺术史上很难找到可以比拟的对象。
▲展览现场
“换了人间：符罗飞的现实主义绘画与中国战时艺术”
Q：本次展览搜集整理了400余件作品和100余种文献，背后是长期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哪些史料或作品发现是令你比较触动的？
蔡涛：
说实话，触动每天都在发生，这个过程就像一针一线编织惊喜。比如这次展出的符罗飞六、七十年代的自画像，充满了疼痛感。那些毫无装裱的原件，赤裸裸地扑面而来，甚至来装这些画作的只是一个简陋的药袋子。你能清晰地感受到，这样一位有强烈自我意识的艺术家，在人生低潮期，是如何借助自画像释放愤懑与困惑的。艺术对他而言，是心灵的救赎，只有那几笔笔触，才能舒缓他内心极大的焦虑。
去年成都市美术馆策展人曹筝琪娜发掘出的谢趣生《招魂曲》系列漫画，我看到的时候也很震惊，因为战时艺术单元正好缺这样的作品。如果只做符罗飞的个人回顾展，公众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个孤立的“神话”，但和像谢趣生这样的艺术家的作品并置，那种天才成群下凡的感觉就来了，这不是神话，而是当时真实的文化土壤，符罗飞的艺术表现力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
▲谢趣生 《招魂曲》（选页）
1946年 纸本漫画 29×33cm
私人收藏
Q：在科技与人工智能发展迅猛、新艺术形式层出不穷的当下，国际和国内都出现了一些曾经被低估的现代艺术家的大型展览，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蔡涛：
这种现象的出现，本质上是因为我们的现代史进程太激烈了。尤其是四、五十年代的政治大变革时期，艺术创作范式发生了深刻转型，曾经多元化的创作路径被严重遮蔽，导致好几代人都看不到这段历史。
而现在，我们有了更好的美术馆条件，更开阔的视野，也有了更强的理解能力，发掘这些“失踪”的艺术家、重新评价历史，就成了文明进程的一部分。这是社会走向正常化的必然结果——我们终于有勇气、有能力，去仰望那些被遗忘的艺术星丛，去还原一段更完整、更真实的美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