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功起“拿起一个橘子扔出去千万别想太多”（2006）
大卫·杜阿尔（David Douard，生于1983年，定居巴黎）个展“Mo’Swallow”从将植树，智慧，唾液，图像，科技，语言等变成工具的转化和发展过程中吸取了灵感，来展现转变的原则。他的作品有机、多孔、复杂，在边界之上展开自身，模拟了病毒增殖的动态过程，暗示一种“病态的现实”和污染世界，深入神话之中，最终畸形化我们自身的程式。
大卫·杜阿尔将个展“Mo’Swallow”用一种寓言的方式呈现出来，他用这种寓言来解开哺乳的乳房和见证世界之荒诞突变的震惊的双眼之间的谜团。比如，他将流言作为主题，用这种神秘的精神污染来比喻无理性、无原因、无目的、甚至无起源的精神痉挛。流言诞生，发展，被转化，消失，转化自身，重新迸发活力，在语言力量的作用下积攒力量，在现代神话中繁衍生息。作为一种生活的符号和想象的运动，它更接近一种原始直觉的思考模式，而展览正是从其中获得原料。作为一种集体作品，它起到了意识和发展性的精神污染间连接器的作用。世界的魅惑和集体的腹语：这种精神污染正如一种神奇的反馈，也是驾驭未知的必需良药。
近日，日本艺术家田中功起接受了ArtReview的专访，谈论他布满了《ArtReview Asia》2014春夏号纸页的文字艺术项目。
ArtReview Asia（ARA）：本期《ArtReview Asia》杂志中，你的“不可能的项目”（Impossible Porject）出现在书脊和专题区域。你什么时候开始创作这个项目？
田中功起（KT）：我从2008年开始写第一条操作指南，但我已经记不清为何开始这个文字艺术项目了。我只记得我当时想做“现实的”或“可实行”的项目，然后我有可能也在我的想象上加上了限制。我的意思是，我们都被限制我们的条件所环绕着——经济或政治因素，物理法则。我们也许能够通过富有想象力的想法将我们自身从这些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也许不是特定的，或是荒唐的，理想主义的，过于乐观的，但同时也是无畏的。
ARA：当我第一次听说“不可能的项目”时，我以为它会是非常概念化大，但结果却是非常实际的操作指南（尽管不可能实现）。你为何想（即便只是在观众的脑中）生发这些动作？
KT：这都反映了我的个人经验——日常的意识，和妻友的对话，阅读——同样它也基于目前的社会状况。它某种程度上是我杂乱思想的馆藏。我将那些它们变成更为抽象的句子，使它们无法实现，我猜，通过这种方式，也许有人能够辨认出这些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会出现，但并未留心的想法。我试图将我的现实和别人的连接起来。
ARA：指南当中的有些是完全不可能的，比如“用一种颜色替代另一种”，或者“将不同海洋里的水相互交换”。但是也许它们更多是一种对于视角变换的提示。你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它是不是反映了你的个人欲望——也许改变的你的社会身份（日本人，男性，艺术家）或身体特征？
KT：我们有一种将世上的东西分类标签命名的倾向。如你所言，我们都被贴上了标签。但那是永恒的吗？我认为那是暂时的，因为名字、类别、标签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几百年前日本还不叫日本，国家的结构也不同。我们过去所贴的标签在近日成为了历史和传统，但那不过是我们想看见之物的投影。我对于检视这样的现象很感兴趣。它使得我们质疑我们为什么会用这样一种单一的方式解读世界，并提供替代的方式。
ARA：有些指南看起来就显得可行一些。比如通过吃某一特定地区的食物来支持当地的民主运动（指南第42条）。也许这种行动属于另一个层面的“不可能”：不是“不可能”，而是“我们不会这样去做因为这样很奇怪”。你过往的一些作品也是从这一点开始的。比如你在“奇异任务#2：边讲述你的名字边吃救急食品”（“Precarious Task#2: Talking About Yout Name While Eating Emergency Food”）(2012)中邀请一堆人来表演，还有你要五个人同时演奏一架钢琴（“五人一琴”“A Piano Played by Five Pianists at Once, 2012”）。你如何看待“正常”（规则）和“不正常”（不规则）？
KT：我认为我喜欢呈现可能性——一种即便就在眼前我们也会忽略的可能性。我们有时过于懒惰，以至于意识或思考做某件事是奇怪的。然后，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哪怕是文字的），我们也许会探索那种可能。我希望我的作品是某种对可能性的实验。我会说那些为我打开了一扇门的人影响了我。我做的不过是让门开着，或者打开另一扇门。这个意义上，我既不是艺术品的创造者也不是新事物的发明者。但这就会引发某种连锁反应——一个接一个，慢慢我们就会前进很多，到达我们从来不敢想象的地方。只有到了最后，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么多扇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