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打工人火了。“早安！打工人！”“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
如果说“社畜”、“搬砖”是对庸碌生活的直接控诉，“打工人”一词则更多夹杂着一丝无奈和自嘲。2020，让我们格外看清了生活的残酷真相，不得不坦然接受作为一个小人物的最终“宿命”。
在艺术作品中，从来都不乏对“打工人”状态的描绘和思考：它或许是一个神情，或许是对于某种制度的批判，亦或是对一种新生活的向往。艺术或许很难改变我们的现状，但至少，它探讨了一种“逃离”的可能。
George Tooker: Lunch (1964)
寓言
现代主义将更多的资源和人群聚集于城市，但同时也产生了某种反作用力，不少艺术作品都透露着一种偏向深刻忧郁或灵魂病态的世纪末倾向。
爱德华·蒙克《卡尔·约翰大街的傍晚》
爱德华·蒙克的这幅《卡尔·约翰大街的傍晚》创作于1892年，描绘的是奥斯陆繁华的卡尔·约翰大街傍晚熙熙攘攘的人流。画面中的男男女女一个个衣着考究，他们簇拥在一起，但仍然掩盖不了面庞中所流露出的空虚与寂寞。右侧一个漆黑的背影与左侧熙攘的人群形成鲜明对比，仿佛孤独才是每个人的最终归宿。
两次工业革命，把社会带入了机械化生产的阶段，使欧美国家的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但是也造成了财富分配不均、环境污染、精神危机、自由的缺失等社会性问题。
爱德华·蒙克 Despair，1892
作为表现主义的先驱，蒙克的画作真实地反映着自己的经历和主观情感，它无疑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写照。
面孔
每天朝九晚五，冲锋陷阵般穿梭于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地铁，无休无止的加班、被催稿、见客户、改PPT……周而复始地开始一周的新生活。人类发明了无数的机器来提高生产效率，但最终却被更高效率的要求而绑架。
George Tooker, The Waiting Room, 1959
George Tooker, The Subway , 1950
美国艺术家 George Tooker 一直专注于对“异化”的探讨。1950年代和60年代工业化的蓬勃发展对美国来说似乎振奋人心，但 George Tooker 却观察到了它带来的另一面向。在这些画作中，Tooker揭示了“美国梦”的黑暗面：疏远、单调和官僚主义的世界。
George Tooker: Government Bureau，1956
George Tooker，Landscape with figures，1965-66
《政府办事处》（Government Bureau） 这幅作品反映了办公室职员的平凡生活，他们栖身在很小的世界，做着重复性很强的工作，顾客们整齐、平静地在外排队等候；《人物的风景》（Landscape with figures）中的人物空洞而机械，职员身处在一个个的小格子中，大面积红色的运用又增强了这种不安，只有两个人的眼神面向观者，仿佛是发出了求救的信号。
石田彻也《无题》，1997
石田彻也《待机》，1999
同样是表现“社畜”的生活，日本艺术家石田彻也的脑洞似乎开得更大。他的作品采用了超现实的创作手法，揭示了身处都市中的“打工人”最为辛酸而忧郁的一面。病房里住满了忧心忡忡，等待救治的青年；人和机械融为一体；人变身为集装箱挤在地铁，这些画面往往带给人强烈的压迫感。
石田彻也《加油站式进食》，1996
石田彻也《传送带上的人》， 1996
石田彻也成长于日本经济的爆发期，但同时经历了日本90年代重大的经济危机，这种跌宕起伏的经验，无疑带给他强烈的冲击。更为戏剧性的是，2005年，年仅31岁的池田彻也因交通事故身亡，也有他说是自杀身亡，在自杀率攀升的日本已经见怪不怪，石田彻也的生命就像一朵弱小的浪花融入到了时代的洪流中。
石田彻也《无题 》， 1997
人生注定是一场“徒劳”？
说到“打工人”，很多人都会联想到谢德庆的《打卡》。从1980年4月11日到1981年4月11日，谢德庆在这一年当中的每小时都按时打一次卡，并且每次打完卡后必须离开房间，等待下一次的到来。为了提醒自己时间，打卡机上装有闹钟，无论是吃饭、睡觉、工作、休息，只要闹铃一响他就立刻跑去打卡。
谢德庆《一年表演1980–1981 打卡》，1980-1981
主流评论对这件作品的探讨往往引入了对时间的探讨，认为它指涉了现代社会中人的生活处境，讽刺了资本主义和现代劳动制度。也有学者用西西弗斯的故事对之加以诠释。作为希腊神话中的反叛者，西西弗斯被惩罚每天周而复始推着石头上山，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西西弗斯的生命就在这样一件无效又无望的劳作当中慢慢消耗殆尽，某种程度上，他也隐喻着人类的宿命。
谢德庆《一年表演1980–1981 打卡》，1980-1981
正如谢德庆所述“生命是无期徒刑，生命是度过时间，生命是自由思考。有时候你对抗命运的方式，就是尽力地去做荒谬的事情。”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我们出身何处，都最终不得不臣服时间的“暴政”。
世界工厂
据联合国统计处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制造业产出中，中国约占28%，超过美国10%。中国也因此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2020年，全球的暂时停滞又让人开始重新审视制造业和劳动力的转移。制造业蓬勃带来的益处显而易见，但与此同时，艺术探讨更多的是其背后所反映出的劳资关系，以及快速现代化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王兵《15小时》剧照
艺术家、纪录片导演王兵将镜头对准了位于浙江湖州织里的一间童装工厂，“15小时”既是影片的题目，也是工人一天实际的工作时间，除去两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外，工人13小时都几乎重复着做着一样的工作。影片用15小时完全还原了工人的真实状态，观影时你可能会感受到不适，但这就是真实本身。
王兵《15小时》剧照
李景湖被外界称为“东莞唯一的当代艺术家”。他成长于一个以制造业占绝对优势的城市，故土日新月异的变化是李景湖的创作来源，他的很多创作材料也几乎都是从东莞的工厂、废品收购站搜集而来。
李景湖《白云》，装置，2009
在个展“一天”中，李景湖将展厅布置成一个工厂，并将厂房顶棚上的日光灯管排列成云的形状，取名为“白云”，也影射着这就是东莞制造业工人头上的天空；更为有趣的是，他雇佣工人每天按时上下班，来到画廊在健身器材上“锻炼身体”。通过将中产阶级在健身房中的锻炼和工人的劳动两种不同的消耗身体体能的方式并置，向观者抛出问题。
李燎《消费》（局部），行为艺术，2012
艺术家李燎用亲身实践体会了工人的生活。2012年，他通过深圳龙华区的招聘市场应聘进入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当一名流水线工人。他在该岗位工45天，直到用自己生活结余后的工资足以购买一部该部门的产品（iPad mini Wi-Fi 16GB ）。《消费》记录了李燎在富士康工作期间的工作服，身份证和离职时购买的iPad。
“这个世界许多产品与生产工人毫无关系”是四十五天车间工作后的李燎在世界工厂里得到的最大感悟。对于在这个工厂工作的劳动人员来说，要消费得起“苹果”这个世界名牌，必须要先承受来自资本家对自己的消费，和长时间工作的消磨。车间工人薪资收入与产品定价的不对等，形成了一种我生产了但我无法消费的矛盾。
曹斐《谁的乌托邦？》录像截屏，2006年2006年曹斐受西门子艺术项目部门之邀，在广州佛山的欧司朗照明公司工厂内与20名工人合作创作了一系列灯箱装置及行为表演，最终集结成一部20分钟的录像作品
在《谁的乌托邦》中，曹斐记录了灯具工厂中工人的生活与理想。工人们在机器间翩翩起舞，在工作台上画画。然而这个“乌托邦”是脆弱的，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人们最终从短暂的欢愉和自由回到了俗世的生活和工作之中。
曹斐《谁的乌托邦？》录像截屏，2006年
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写道：现代已经从理论上完成了对劳动的赞美，并导致整个社会事实变成了一个劳动者社会。劳动社会的最后阶段——职业者社会，要求它的成员成为一种纯粹的自动化机能，似乎个人生命已经真正融入了物种整体的生命过程，此时唯一需要个人作出的积极决定就是随波逐流，也即，放弃他的个性，忘记他个人仍然感觉着的生活的痛苦与艰辛，默认一种昏昏沉沉的，“让人麻醉的”功能化行为类型。并且这个社会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高级、更有意义的活动存在，值得它去为之争取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不过，在认识到生活的真相后我们也不能气馁，不如用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