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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弗里达到草间弥生,玛格南图片社镜头下的罕见艺术家瞬间

来源:Artsy官方 202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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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rait of Nam June Paik in New York, 1982. 
Photo by Elliott Erwitt. © Elliott Erwitt/Magnum Photos. Courtesy of Magnum Photos and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二战结束后,新型的经纪公司不断涌现,而玛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玛格南成员认为自己既是艺术家,又是世界事件的见证者。该图片社由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和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等人组成的摄影师团体创立。社内的摄影师们不仅承担了重要的纪录片和新闻摄影任务,还用镜头捕捉了多位著名人物的标志性肖像。

劳伦斯·金(Laurence King)出版的新书《玛格南艺术家》(Magnum Artists)向我们展示,数十年来,该公司的摄影师是如何与同时代的创意艺术家们协作,缔结出丰硕的艺术果实。《英国摄影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hotography)编辑部主任西蒙·班布里奇(Simon Bainbridge)仔细审阅了玛格南浩瀚的档案文件,并从中筛选出这些摄影邂逅背后或闻名遐迩、或鲜为人知的影像。

“多年来,拍摄艺术家的人层出不穷,” 班布里奇说道,“但玛格南的摄影师们却超越了普通的人物摄影:他们的镜头里,有着独特的庄严与肃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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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of Keith Haring in New York, 1980.
Photo by Micha Bar-Am. © Micha Bar-Am/Magnum Photos. Courtesy of Magnum Photos and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他补充说道,这其中的许多肖像作品甚至并非委托任务,而是生发于艺术家与摄影师之间的个人交情。这包括摄影师菲利普·哈尔斯曼(Philippe Halsman)和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友谊。二人的合作催生了众多标志性的影像作品,其中就包括摄影《沉默的羔羊》(In Voluptas Mors, 1951)。画面中,这位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置身于一个由裸体女性构成的骷髅旁。此外,《原子的达利》(Dalí Atomicus, 1948)也是代表之作——照片上,达利与他的画布、水和三只飞翔的猫一起悬浮在空中。

班布里奇表示:“哈尔斯曼不仅仅拍摄了达利的艺术实验,更是参与了他们二人共同艺术作品的创作。他为达利开启了新的发展方向。”

透过这些时常在工作室或私人空间里拍摄的照片,我们也可以看到,艺术家的工作室是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班布里奇称毕加索在巴黎的工作室为“大而空的、充满光线的空间”;到了20世纪60年代,艺术家工作室的代表则变成了纽约的跃层阁楼;最后,以阿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和杰夫·昆斯(Jeff Koons)为例,“小作坊式的艺术产出”成为了主流。

在此,Artsy 将带你领略《玛格南艺术家》一书中最为亮眼的六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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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of William Eggleston in Memphis, 2000.
Photo by Alec Soth. © Alec Soth/Magnum Photos. Courtesy of Magnum Photos and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亚历克·索斯(Alec Soth)凭借他的摄影集《睡在密西西比河边》(Sleeping by the Mississipp, 2004)一举成名。但在此之前的2000年,他仍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摄影师,一心只想为偶像威廉·埃格尔斯顿(William Eggleston)拍一张肖像。

这日,索斯动身前往埃格尔斯顿的住处,希望能圆他的肖像梦。但到了之后他才发现,这位长期以来一直以嗜酒和叛逆著称的彩色摄影先驱早已被妻子锁在门外,正昏睡在自己的家门前,不省人事。索斯唤醒了埃格尔斯顿,并与他度过了一天的时光。尽管索斯最终拍到了肖像,但这并非他真正希望捕捉的画面。在被埃格尔斯顿的妻子赶走后,他便借弯腰把弄合成器的瞬间,从后门偷偷拍下了自己偶像的照片。15年过去了,埃格尔斯顿的儿子又一次找到索斯,询问是否可以用这张照片作为父亲音乐专辑的封面。

“玛格南摄影师的杰出之处在于,他们都以平等的身份与艺术家见面。但这次的会面显然并非如此:索斯前去见他的大英雄,却发现他的英雄昏迷在草坪上,”班布里奇说。“最后的摄影作品与书中的其他照片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偷来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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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of Jay DeFeo in San Francisco, 1960.
Photo by Burt Glinn. © Burt Blinn/Magnum Photos. Courtesy of Magnum Photos and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伯特·格林恩(Burt Glinn)曾为“垮掉派”艺术家杰伊·德菲奥(Jay DeFeo)拍摄肖像,作为其历时二十年作品的一部分。该作品着眼于美国东西海岸的“垮掉的一代”(Beatnik),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阁楼派对,还是20世纪60年代旧金山灿烂的“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都是格林恩探讨的母题。

格林恩在《玫瑰》(Rose,1958-66)前为她拍摄了照片。这幅德菲奥的不朽画作凝结了她8年的心血,艺术家本人称其为“绘画与雕塑的结合”。

“这幅肖像画中出现的《玫瑰》作品,是德菲奥最为人所知的代表作,”班布里奇说。“这件作品销声匿迹了很久,它的行踪一度成了一个谜。”

《玫瑰》重达一吨,德菲奥在上面用颜料层层厚涂、雕琢,并用木钉加固。因体量过于庞大,旧金山艺术学院(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在1969年展出后,便将它存放在会议室的墙壁后,逾25年之久。最后,是一名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的策展人让其“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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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of Robert Frank in Orinda, California, 1957.
Photo by Wayne Miller. © Wayne Miller/Magnum Photos. Courtesy of Magnum Photos and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为了创作1959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国人》(The Americans)一书,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公路旅行。在这段旅行接近尾声时,他与韦恩·米勒(Wayne Miller)一起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林达(Orinda)。而正是在那里,米勒为这位瑞士摄影师拍摄了一张肖像。照片上,弗兰克在一只裸露的灯泡前检查他的底片。

“我试图去寻找代表艺术家职业生涯中某个特定时刻的影像。这些影像或是具有塑造力,或是意义重大,” 班布里奇解释说。“玛格南摄影师为罗伯特·弗兰克拍摄的照片很多,其中很多摄影师都是他的朋友。但韦恩·米勒实际上在1957年就已经用镜头记录下了弗兰克的珍贵瞬间——画面中,弗兰克仔细端倪着为其著作拍摄的照片,而这种全神贯注也被忠实地保存下来。”

《美国人》刚出版时反响不佳。书中的作品角度尖锐,而且被刻意塑造成不完美的影像,弗兰克更用颗粒感和强曝光来进一步渲染这种情绪。当他向古根海姆(Guggenheim)投稿时,才意识到了记录美国这个主题的宏大,并认为自己捕捉美国全貌的想法是“荒谬的”。然而,他仍从27000张照片中筛选出了83张代表作。他的摄影作品成为了这个国家经久不衰的肖像,也堪称几代摄影家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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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of Jeff Koons in Manhattan, 1989.
Photo by Thomas Hoepker. © Thomas Hoepker/Magnum Photos. Courtesy of Magnum Photos and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1989年,托马斯·霍普克(Thomas Hoepker)捕捉到了杰夫·昆斯(Jeff Koons)的一个瞬间:他倚靠在 SoHo 货运电梯的角落里抽烟,离他那件耀眼的雕塑作品《迈克尔·杰克逊和黑猩猩“泡泡”》(Michael Jackson and Bubbles, 1988)只有几英尺远——雕塑以已故流行歌手迈克尔·杰克逊为原型,还包括了他的宠物黑猩猩“泡泡”。

这张照片“已经成为20世纪80年代纸醉金迷的象征,这种奢靡当时也蔓延到了艺术界,”班布里奇在《玛格南艺术家》中写道。在电话采访中他补充说,这张照片“捕捉到了这批新一代艺术家的傲慢和跋扈”。

昆斯的工作室是一个工厂式的环境,不断生产着这位艺术家受流行文化启发的作品,并通常以彩印或铬合金雕塑的形式出现。去年,他的银色《兔子》雕塑(Rabbit, 1986)在拍卖会上以9100万美元的天价成交,使他第二次成为身价最高的在世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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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of Frida Kahlo in Mexico City, 1954.
Photo by Werner Bischof. © Werner Bischof/Magnum Photos. Courtesy of Magnum Photos and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班布里奇之所以选择了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的这张相片,是因为在玛格南的众多档案中,这是他能找到的唯一一张直截了当呈现这位墨西哥超现实主义画家工作的照片。“她常常是自己作品主题。在作品中,弗里达的样貌极具标志性,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她总是成为图片的主宰,”他解释说。“因此,这张照片就显得格外难能可贵——这是她专心工作的罕见记录。”

班布里奇补充道,这也并非她在床上的照片。在接近晚年时,弗里达的健康状况发生恶化,许多照片都呈现了她在枕边支撑着作画的情形。维纳·比肖夫(Werner Bischof)在她生命即将结束时拍下了这张照片。当时,她住在“蓝色小屋”(Casa Azul),依靠轮椅进行创作。“蓝色小屋” 位于墨西哥城,是她与丈夫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共有的住宅和工作室空间。

班布里奇说:“能在这个她为自己创造的另类空间中找到她本人,实在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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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of Yayoi Kusama in Tokyo, 2016.
Photo by Alex Majoli. © Alex Majoli/Magnum Photos. Courtesy of Magnum Photos and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2016年,亚历克斯·马约利(Alex Majoli)拜访了草间弥生位于东京新宿的工作室,为《时代》周刊 “100位年度最具影响力人物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的专题拍摄肖像。“草间弥生很自然,完全沉浸在她的画笔、色彩中,”马约利告诉《时代》周刊。“草间弥生拍摄的场次已数不胜数,但我仍想捕捉到她不受束缚的样子。”

班布里奇指出,由于杂志编辑委托的数量逐渐减少,在艺术家工作室拍摄照片的情况也也来越少见,而此次拍摄便成为了这种趋势的见证。在20世纪后半叶,亦即杂志出版的鼎盛时期,摄影师经常被派去与艺术家和其他公众人物相处数日。如今,名人的拍摄往往只持续几分钟。

“我认为,一旦这些摄影任务开始消失,而杂志也不再委托摄影师去花时间在艺术家工作室进行创作的话,拍摄艺术界名人的工作就很可能会从摄影经纪公司的计划上匿迹,”班布里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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