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凯的水墨讲究大笔大墨
1992年，潘公凯辞掉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系主任的职位，自费出走美国。本来怀着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出路的探询，结果却让他看到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困境。不仅看到了，他甚至还想出了解决之道。
作为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核心视觉形象设计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展陈设计的总舵手，这位曾带领中央美术学院进入世界顶尖艺术院校之列的校长，要用自己的生活做一个更大的“作品”。
1956年夏日的一个晚上，44岁的美国抽象派代表画家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因酒后驾车发生交通意外，命赴黄泉。事后有人说，这位以在画布上甩滴颜色著称的“滴画”大师其实是因忧郁过度而自杀，艺术界一片哗然。
这不是当代艺术史上唯一一出悲剧。之后还有因画“色块”画出名的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在67岁那年于家中割腕自杀;而波普艺术之父安迪-沃霍尔虽死于心脏病发作，但他的乖张形象和备受争议的性取向，令外界把他归为“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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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15年的答案
艺术如果不是让人生活得更美好，那么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何在?这是西方当代艺术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面临的困境。
潘公凯在17年前做了一件别有深意的事情，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埋下了伏笔。那时他刚结束为期1年半的美国考察，临近回国的前夜，他郑重地将一捆画卷交到朋友、华人艺术史学者曹星原的手中，并告诉对方，里面是几幅父亲潘天寿的画稿，要好好保存。朋友不知道的是，一张潘公凯画的作品草图也被悄悄地藏于其中。阁楼一藏，便是15年(直至曹星原2008年回国将画卷带回北京，草图才得以真正曝光)。
2010年5月，潘公凯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了生平第一件装置艺术，还起了一个初听起来有些玄虚的名字《错构-转念——穿越杜尚》。作品的主体是一个巨大的宇宙飞行器，里面却放置了他在美院院长办公室的桌子及桌上摆放的日常用品。在桌子的前上方，被投射了一个虚拟的飞行器驾驶舱及仪表盘。他连作品说明也做了耐人寻味的设计：可以旋转的透明水晶铭牌上，正面用英文写道“This is my work”，反面用中文写“这不是我的作品” 。整个展览现场被荧荧的蓝紫色光雾所笼罩，参观的访客即便完全不解其意，却仍停不下手中的照相机。同样感到惊讶的还有众多到场的外国专家，一名老教授甚至当场作英文诗一首，以表达她内心的激动之情。
这件被称为有可能扭转当代艺术未来走向的装置作品的草图及构想，全部来自15年前他刻意留在美国友人家中的手稿。而这个飞行器，其实只是他当年在美国思考当代艺术未来出路的一个“道具”。
1995年，潘公凯发表了长文《论西方现代艺术的边界》，连同他主持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研究课题，如今已为此开过7次研讨会，学界对此的关注和兴趣，远远超出了美术专业领域，今年举办学术讨论，更引得西方思想界大学者齐泽克出席。究竟他想说什么?一个在地球另一边遥远观看的东方艺术家，能给西方艺术带来什么样的出路?
错构和转念
“西方主流的艺术学者们所面临的困惑是从观念装置作品来的。我18年前发表的文章，提出的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我当时就知道大家肯定不清楚我在说什么，也不会有什么反响，但我相信这个理论是对的。后来做这个装置作品，其实是为了要说明我的理论。”
坐在面前的潘公凯，既不留须也没留发，衣着平凡，有江浙人的轻声慢语，你想象不出他画的水墨画，都是约六米长、二米宽的大画，那需要怎样的体力和定力。难怪纽约古根汉姆博物馆馆长总对他充满羡慕之情，说他怎么可以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画水墨，又做装置，跨领域而俱佳。
“我从小就不害怕自己当不成艺术家，从来就认定做人比为艺更重要也更根本。”在《探寻中国的现代性与艺术的未来形态》一文中，他这样写道。他看到，西方当代艺术走到今日，尽管艺术家们施展浑身解数，试图打破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可两者之间的区别仍在，艺术对人心的关照依然短暂而有限，艺术家会面临技穷的危机，而艺术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不断受到质疑，他认为，把艺术和生活真正混起来，才有可能是未来艺术的归处。
他把西方当代艺术的做法归纳为“错构”，即，艺术家把生活中的东西拆散，重新组装，再放在艺术展场的位置上，从而引发审美心态。相对的，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提出了“转念”一说，转念一想的心理活动，其实更关乎生活。
全面发展
“一切形式的艺术，其实都应该看成为人生的拐棍、云梯和渡筏。”
他偏爱画荷花。画荷出名的画家，中国绘画历史上不胜枚举，早有博大精深的画荷传统或谱系在前，他却喜欢在大面积画幅上作画，是希望让传统文人画向现代转型。“原先中国画的观赏功能主要是把玩，所以笔墨都很小，小笔小墨。现在中国画的观赏功能主要是现代的大型公共空间里展示，所以要大笔大墨。”他的画，普通一幅都达几丈长。
他的父亲潘天寿，是与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齐名的20世纪传统中国画四大家。可对于画画，父亲一天也没有教过他，以至于他的水墨画创作反而受吴昌硕的启发最大。作为“四大家”之一的父亲，也是四人中唯一热心教育的大教育家，自潘公凯幼时起就告诉他，做人比做艺术更重要。父亲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父亲的冤案成为美术界最大的冤案。尽管身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他却要过早担当照顾病中的母亲和哥哥的重担。结果，“护理病人我是一等，我是很好的护士，我是连静脉注射、点滴都会做，我连药都很留意，对肿瘤什么的我都想弄懂，我买书来研究并与医生讨论……我的生活经历告诉我，在常态生活当中健康、正常、积极地活着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能积极、健康地活着，如果要还有一点成果的话，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潘公凯访谈》)
在相继担任国内最重要两所美术高校校长的时间里，潘公凯留给自己画画的时间只有百分之五，而其余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则都被学院管理、校园建设、理论研究、教学探索、建筑设计等工作所充斥。他从没学过建筑，却从头到尾设计了中央美院设计教学楼内部装修项目，并且连设计费都免掉了，为国家节约大量经费开支。作为一名艺术院校的校长和艺术家，他还熟练于电工、木工的技术，从找人到选材到施工，每个环节的成本和耗时，他都了然于心。
不过是袈裟
“我欣赏马克思说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之一的人们。’就是说，人要全面发展。”(《潘公凯访谈》)
回到当初有意识的将装置作品的草图短暂封存，他其实还有另一个想法：用自己的生活当作对自己理论说明的一个“作品”。
“至于生活与艺术到底有没有搞混，这里的差别不在于作品，而在于‘一念’，只有‘一念’这个差别上，二者才能混起来。”面对每日繁重又琐碎的生活本身，他一直用“非常态”的眼光，不同的心态、角度和方式去重新看待。在他的宇宙飞行器装置里，他的办公桌与非现实的宇宙并置，是他对自己常态生活的一个超越。
“如果把常态生活看成是作品，的确纯粹是个人体验，不能交流。但是不能交流并不代表着这个事情不存在。……我在十七年前的草图上就突出地指出了这个悖论。……悟了与否自己心里明白。和尚选择了穿袈裟来告诉人们这一点，我则是选择了艺术展览与研讨会这件袈裟，其实这只是一件袈裟，而且穿一下，很快就脱了，也不想老是穿着它。”
【编辑：李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