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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霍尔泽:文字的公共性

来源:99艺术网 作者: Lola 2022-06-30

经历了三年的取消和延期的瑞士巴塞尔艺术展终于在今年重新举办,并在十天前圆满落下帷幕。此次瑞士巴塞尔,最大的新闻应该是豪瑟沃斯展出的路易斯·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的巨型蜘蛛雕塑以4000万美元售出、成为本次巴塞尔最高成价额、并刷新艺术家本人的成交记录。

根据路易斯·布尔乔亚作品近年来持续走高的交易额和接连不断的学术性展览来看,这也并不出乎人的意料。光是2022年就有三场布尔乔亚的三场大型回顾展,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并梳理她的艺术创作。第一场“书写的暴力”(Louise Bourgeois x Jenny Holzer: The Violence of Handwriting Across a Page)由瑞士巴塞尔美术馆(Kunstmuseum Basel)主办,探讨的是布尔乔亚作品中对文字、语言的使用,而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则是另一位美国女性艺术家——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 1950-)。

“书写的暴力”画册封面

霍尔泽无疑是当今活跃的艺术家中最擅长使用文字的,从她的创作生涯之初至今,她的所有作品都是围绕着文字而展开的,想来这也是此次“书写的暴力”选择由她策划的原因。

珍妮·霍尔泽,1950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现工作生活于纽约。霍尔泽曾在杜克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惠特尼美术馆进修,于1972年获得俄亥俄大学艺术学士学位,于1977年获得罗德岛艺术学艺术硕士学位。霍尔泽是美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之一,她以文字为基础的大型公共艺术项目而闻名。

Jenny Holzer, Truisms, 1978-1987, Photostat, 243.9 x 101.6 cm

1977年,霍尔泽因《自明之理》(Truisms, 1977-1987)而崭露头角,这件作品由是由她个人撰写的近300条格言式的短句按A-Z的顺序排列而成,从句子的实际内容来看这些口号般的警句和俏皮话实际上是对社会中的陈词滥调和固有偏见的戏谑和反讽。

《自明之理》在街头

霍尔泽最初是以匿名的方式将这些以白底黑字的样式印刷的海报张贴在纽约的街头巷尾,“权力的滥用不足为奇”(ABUSE OF POWER COMES AS NO SURPRISE)、“人文主义早已过时”(HUMANISM IS OBSOLETE)等人们并不陌生的句子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出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引发了极大的讨论。

Jenny Holzer, Inflammatory Essays, 1979-1982, Lithograph on paper, 431 x 431 mm

《煽动性文章》在街头

在《自明之理》大获成功之后,霍尔泽继续以海报和宣传单的方式呈现着她的作品,她的《煽动性文章》(Inflammatory Essays, 1979-1982)与前作形式基本一致,一系列的百字短文被印刷在五颜六色的纸张上,但在文字内容上则更加激进、具有颠覆性,从而延续并强化了文字信息与观者的对话和可能引起的反应。

对公共性、社会性、互动性的强调一直是霍尔泽作品的话题聚焦点,这除了体现在文字内容上,还反应在她作品的再现媒介和场域之中。

霍尔泽的作品并没有被限制于纸面和印刷机,从1982年开始她就在探索文字在形式上的可能性,尝试把文字置入不同的媒介与场域。在《生存》系列(The Survival Series, 1983-1985)中,她首先尝试通过光、电这样的科技媒介来呈现她的文字,她将这一系列中的句子展示在纽约时代广场的电子广告牌上。“保护我不受我的欲望伤害”(PROTECT ME FROM WHAT I WANT)如今是该系列中的最出名的句子。

Jenny Holzer, The Survival Series: PROTECT ME FROM WHAT I WANT, Times Square, 1986

在此之后,对科技媒介(尤其是光媒介)的使用成为霍尔泽创作中极其重要的一支脉络——自80年代末至今,她就在作品中使用灯光投影和LED屏,通过这些屏幕,她可以确保她的艺术作品展示在“人们看的地方”。

Jenny Holzer, PROTECT PROTECT,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Chicago, 2008

对于霍尔泽来说,技术与媒介只是一种工具,通过不同的工具可以将她的观念传递给更广泛的受众。“我喜欢把文字内容放在人们会看到的任何地方,可以是置于杯底、衬衫或帽子上,也可以投放在河面或整个建筑物上。”霍尔泽在采访中曾说道。

霍尔泽还将她的文字篆刻在石凳上、影印在T恤上,并放置在公共空间内,在文字、场域、媒介原本的物质属性和实用性的相互作用下,其作品内涵被成功深化。

 Jenny Holzer, Selection from Survival: The Future is Stupid, 2006

Jenny Holzer, Truisms 1977-79 T-shirt worn by Lady Pink, New York, 1983

至此可以发现霍尔泽作品中公共性的多层属性——首先,是空间上的公共性,它们都是被放置于社会的公共空间之中,而这一点必然引向作品的互动性,它必然导致观者对作品产生反应以及两者的互动。其次,是作品内容中的公共性,这些文字指向的都是对包括政治、战争、暴力、疾病、性别等广泛的社会议题,并且大多都具有超越特定情境的开放性。

当然在面对重大的特殊事件时,霍尔泽的创作也会变得更加具有行动主义性质,通过她的作品表态并引导公众的参与。比如《卡车公告》(Sign on a Truck, 1984)就是在1984年的美国大选前夕将装有广告牌大小的电视屏幕的大卡车停驻在纽约的广场上,通过展示她的“自明之理”以及邀请到的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基思·哈林(Keith Haring)等艺术家的文字或影像,引起观者的反应。

Jenny Holzer, Sign on a Truck, 1984, at Grand Army Plaza New York

而这一系列作品在时隔三十余年又被霍尔泽再次带回了街头,在2018-2019年创作的《这是枪》(IT IS GUN, 2018-2019)是对美国各地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回应,霍尔泽写下一系列新的文字作品,“学生们被枪击了”(STUDENTS WERE SHOT)、“躲避并掩护”(DUCK AND COVER)等,生动呈现枪支暴力的恐怖。

面对2020年选举,霍尔泽再次让卡车带着新的文本驶向华盛顿和纽约。这些文字针对的是时任美国总统的言论与政策,以及美国政府对于新冠危机的不当应对。

社会性和公共性是霍尔泽作品的底色,而文字正是这些性质的反应点,媒介、场域、事件就如同在固定区间流变的参数一般,它们与文字的反应总是导向作品的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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