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经既是“受益者”又是“受害者”... ...
2025年6月初，科技巨头马斯克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戏剧性的公开决裂，引来全球热议。然而，相比政治八卦，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马斯克背后的出身族群——南非白人，以及这个族裔的历史路径与社会表达。当我们将视线从北美转向非洲最南端，会发现一种带有欧洲旧大陆与非洲新大陆的独特混血气质，构建着一种更具韧性的文化对话方式。
早期登陆非洲的荷兰探险者
南非白人的形成，始于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好望角建立补给站，随后德国和法国新教徒陆续加入，形成了独特的布尔人（Boer）社群。19世纪，英国殖民者的到来加剧了族群紧张，最终导致从开普敦到非洲内陆的“布尔人大迁徙”，以及英国与布尔人共和国之间的两次战争。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在作战期间对该族群印象无比深刻，称他们在马背上将毛瑟枪运用得像“蒙古人一样善于骑射”。
与英国人作战的布尔战士
布尔战争结束后，英国采取与布尔人和解的政策。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布尔人逐渐与其他白人族裔形成为一个统一的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民族。1948年，国民党（Nasionale Party）上台，实施了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将人口按肤色分类并限制其权利。这一制度在1994年随着曼德拉当选总统而被废除，但留给南非白人的是深刻的历史创伤与道德负债。
南非1928年至1994年使用的国旗
而到了现如今，南非白人群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与身份焦虑。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南非白人人口比例已从种族隔离时期的21%降至2025年的不足7%，且仍以每五年0.3%的速度持续下降。低生育率以及黑人执政后的白人外逃移民潮，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关键。
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市内建筑
当代白人艺术家的实践，往往植根于对族群历史的批判性反思与和解努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出生于种族隔离末期或后隔离时代，既不完全认同祖辈的隔离政策，又难以完全融入以黑人为主体的新南非文化叙事。这种“双重异化”的状态反而催生了一种独特的艺术视角，既保持距离又深度介入，既批判历史又参与未来构建。
作为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南非白人艺术家之一，马琳·杜马斯（Marlene Dumas）以其极具冲击力的表现主义风格，在全球艺术界奠定了不可忽视的地位。1953年出生于南非开普敦一个讲南非荷兰语的家庭，充满矛盾与创伤的童年，塑造了她艺术中特有的情感强度与社会批判性，使她的作品超越了单纯的美的追求，成为探讨权力、欲望与暴力的视觉哲学。
马琳·杜马斯
1976年，她获得荷兰艺术家经营的艺术机构奖学金，移居阿姆斯特丹并在此定居，这一地理上的迁移赋予她独特的双重文化视角，既是南非种族历史的亲历者，又是欧洲当代艺术的参与者。这使她的创作既能深入剖析南非白人的身份困境，又能以相对抽离的姿态进行形式实验。
《丧钟为谁而鸣》2008年
她广泛收集报纸、杂志、个人快照中的现成图像，建立一个庞大的视觉档案库，然后对这些“二手形象”进行绘画转化。对此，杜马斯解释道：“画布就像是画中人物的棺材。我画中所有的人物似乎都在和他们被画这个事实做斗争。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很好地呼吸过”。
《超模》1995年
在杜马斯的作品《邪恶是凡常之事（Evil is Banal）》中，橘红与橘黄色描绘的卷发与背景形成冷峻对比，直接表达了她作为南非白人女性对种族歧视的厌恶。杜马斯曾引用英国画家霍华德·霍奇金的观点表示，红色或黑色被认为是能收到戏剧性和强烈效果的颜色，而粉红色代表了温柔和虚弱。
《邪恶是凡常之事》1984年
克劳德特·舒德尔斯（Claudette Schreuders）是1973年出生于比勒陀利亚的女雕塑家，以其充满人文关怀的木雕作品在国际艺术界赢得了广泛认可。她的创作避免了简单的政治说教或怀旧伤感，成功地将南非复杂的种族历史转化为具有普遍人性共鸣的艺术语言。
克劳德特·舒德尔斯
她偏爱使用南非本土的蓝花楹木进行雕刻，人物造型往往比例夸张、线条简洁，表面施以柔和的油彩。看似原始的表现手法实则经过精心设计，既呼应了非洲传统雕刻的视觉语汇，又融入了现代主义的形式感。
《无题》1998年
从穿制服的警察到接吻的情侣，从创作中的艺术家自塑像到等待恋人的美人鱼，她的作品构成了一个微观的南非社会图谱。值得注意的是，舒德尔斯虽然直面种族议题，却不像许多后隔离时代的黑人艺术家那样采取激烈批判姿态。
《同谋》2021年
这些作品暗示：尽管法律曾试图分割人群，人类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却总能找到表达途径。通过这种微观的人际互动描绘，舒德尔斯避开了宏大历史叙事的俗套，转而从日常生活细节中挖掘超越种族的人性光辉。
莱昂内尔·史密特（Lionel Smit）的大幅肖像作品探索了身份本身的流动性与混杂性。他的创作方法融合了写实基础与表现性笔触。他通常从细致的素描开始，然后在画布上构建厚重的颜料层，最后用大胆的笔触和刮擦破坏表面完整性。
莱昂内尔·史密特
这种创作过程本身，就可被视为对身份稳定性的隐喻。正如南非白人的自我认知不断在历史变迁中被重构和质疑。史密特的肖像常常只聚焦面部，人物直视观众，具有强烈的心理穿透力。色彩运用方面，他偏好醒目的红、蓝、黄等原色，使作品在视觉上具有非洲艺术特有的活力。
《碰撞》2022年
史密特对混血身份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他的许多肖像故意模糊了种族特征，使观众难以简单将人物归类为“黑人”或“白人”。这种有意为之的模糊化处理，反映了当代南非社会日益复杂的种族混合现实。这暗示了超越肤色的共同人性。这种艺术立场与南非官方的“彩虹民族”叙事形成对话，同时又避免了政治正确的陈词滥调。
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以其独特的炭笔动画和跨媒介实践著称。他1955年出生于约翰内斯堡一个犹太裔律师家庭，他的父亲是反种族隔离的著名人权律师，曾为曼德拉辩护，而这一背景既赋予他特权阶层的视角，也强化了他对体制暴力的批判意识。
威廉·肯特里奇
肯特里奇的艺术语言以表现主义炭笔素描为核心，融合了戏剧、电影、歌剧等多种形式。他的标志性技法是在同一张纸上反复擦改绘画，通过逐帧拍摄记录图像的生成与消逝，形成一种“痕迹考古学”既隐喻记忆的脆弱性，又揭露历史叙事的可篡改性。
《立体镜》1999年
时间与暴力，是艺术家格外关注的两大主题。他拒绝被简单归类，而更强调艺术作为“不确定思想的载体”。正如他在哈佛诺顿演讲中所言：“绘画不是解释世界，而是让世界保持问题的开放性”。这种辩证性使得他的创作既扎根于南非的特殊性，又超越了地域限制，成为全球后殖民话语的重要视觉注解。
威廉·肯特里奇在创作中
受其客观环境影响，也受限于现实压力，南非白人艺术家们大都避免直接的政治宣传或简单的历史还原论，而是通过个人化的艺术语言探索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从艺术史角度看，当代南非白人艺术家的创作与两个重要脉络相交织。一方面是南非本土的艺术传统，特别是种族隔离时期发展起来的抗议艺术，和1990年代后的和解艺术。另一方面是全球当代艺术趋势，尤其是关于移民、离散和跨文化认同的讨论。
南非白人艺术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同时是殖民历史的“受益者”和“受害者”，既曾享有特权，又在后隔离时代面临逆向歧视和身份危机。这种矛盾处境，赋予他们的作品一种特殊的张力和丰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