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符号学艺术史有过几次复兴,但也有几个被弃用的时期。1930年代它首先由布拉格学派创立,1970年代由迈耶·夏皮罗再次提起。第三和第四次符号学的复兴包含了从前两次符号学艺术史中多次被引用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向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的转换。皮尔斯成为1980年代由诺曼·布列逊所领导的,以及2000年代由一批研究行为艺术和录像艺术的史学家所领导的符号学复兴的主要来源。
一种普通的符号学在当下持续流行,主要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法国和拉丁美洲。但它并不专门针对艺术史,而是一种将所有经验理解为一个符号体系的科学的、系统的尝试。符号学的前两次复兴不是对现代主义或盛期现代主义批评的回应,然而第三和第四次却可以这样去理解。
在艺术史中,对符号学的关注源于将艺术品视为一个符号系统,而对符号种类及其关系的阐明则建立起了一种关于艺术品的充分的解读方式。关注皮尔斯的艺术史家倾向于避免那种系统结构的分析,他们倾向于关注符号的易变性,以及它们那种根据观看的语境而改变意义的倾向性。布列逊特别运用皮尔士式符号的假定的易变性,作为追求艺术作品的政治阐释的通道。符号学在英语艺术史中并不纯粹,但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法国有把艺术作品视为符号结构的纯粹分析。[10]
[10]校译者注:符号学艺术史的经典文本,译成中文的有诺曼?布列逊《语词与图像:旧王朝时期的法国绘画》,王之光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1年版;诺曼?布列逊《注视被忽视的事物(静物画四论)》,丁宁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年版;诺曼?布列逊《视觉与绘画:注视的逻辑》,郭杨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版;诺曼?布列逊:《传统与欲望:从大卫到德拉克罗瓦》,丁宁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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